书摘

 目录

1.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2. 《独居的一年》
3.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4. 《失樂園》
5.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6. 《反乌托邦三部曲》
7. 《寂静的春天》
8. 《道德情操论》
9.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10. 《你的财富会升级吗？》
11. 《百年孤独》
12. 《看见》
13. 《恶的科学》
14. 《原生家庭》
15. 《忽然七日》
16. 《无处停歇》
17. 《情绪勒索》
18. 《动物农场》
19.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20. 《胡适文集》
21. 《阿 Q 正传》
22. 《走向共和》
23. 《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24. 《三民主义》
25. 《御伽草纸》
26. 《女生徒》
27. 《狂热分子》
28. 《遗忘通论》
29. 《蝇王》
30. 《野草》
31. 《我们最幸福》
32.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33. 《我将独自前行》
34. 《曾彦修访谈录》
35.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36. 《岂不怀归》
37. 《第三帝国的旅人》
38. 《古拉格·一部历史》
39. 《果戈理文集》
40. 《现代性与大屠杀》
41. 《烟云 阿根廷蚂蚁》
42.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43. 《地下室手记》
44. 《人鼠之间》
45. 《十三夜》
46. 《叫魂》
47. 《东京罪恶》
48. 《被抹去的一家》
49. 《捏造》
50. 《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
51. 《娱乐至死》

•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扭动着，而我的演技却是在日渐长进。”

•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严蕊 ·卜算子》

• 他一眨不眨地瞧着我的脸，好像要把它临摹下来似的。——《巨人的陨落》

虽然原文出自莎翁的《哈姆莱特》，但是用在这里的确再合适不过了，虽然已经是三年前看的书了，但还是一下子就能回想起茉黛和沃尔特见面的那个情景。
隐约记得茉黛说：“我一直盼着你回信，可最后盼来的却是你，你到底想了什么办法来的？”

• 我们寸土必争，但是我们的计量单位有些特别，我们用的是斯大林格勒单位，每一厘米都寸土必争。—— 《天启》

•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 凡故作解语者，大都源于不解之故。

• 洛神赋 曹植

• 黑暗会让身在其中者安之如饴。

是这样没错了。

• 每段感情背后都藏着一座坟墓。一旦其中一人开始独自探访这座坟墓，那意味着不久之后，这段感情也将走到尽头。—— 《香蕉的低语》

• 某一天，你就决定走人们认为该走的那条路了。这是为什么呢？—— 《香蕉的低语》

•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 青年时代，我也曾怜悯过乞丐和他们的溃疡。我给他们延医买药。沙漠骆驼队从一座小岛上驮来了神丹妙药，使肌肤整复如初。我这样做，直至有一天看见他们在挠痒，并在皮肤上洒上脏物，就像给土地施肥，催生绛红色的花朵，我明白了他们把溃疡 像珍宝一样看重。他们骄傲地相互展 现身上的疥疮，炫耀得到的施舍，因为乞讨得最多的人，生活不亚于有镇寺之宝的大主教。他们同意我的医生诊断，只是希望让他看到下疳的溃烂 程度而大吃一惊。他们摇晃残肢，要在世上取得位子。因而把四肢浸在舒 爽的净水里接受治疗，就像在宣誓效忠。但是病痛一旦消失，他们发现自己毫不重要，像个废人一样不能养活自己，于是又忙于培养脓疮，再也不去治愈了。全身重新长满疥疮，神气十足，拿起木钵，在骆驼队经过的路上，蓬头垢面，勒索旅客。 ——《要塞》

可太真实了，虽然作者描绘的场景有点戏剧化，可现实中卖惨的大有人在，重点是有人吃这一套啊，但我不吃这套。大学时期遇到过一个奇葩，在某商场门口拦住我，用手势表示自己是聋哑人，指着手里的登记簿伸手要钱，我现金并不多，掏出了五六块，他摆摆手，指了指本子上的几个字「不低于十元」，以至于我不敢相信路边乞讨的，别跟我说大多数都是真的，没用，我可怜他，谁可怜我啊？

•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一个人觉得他会飞，于是他从十楼楼顶上跳下来，当他无助地挥舞着手臂经过五楼时，有人听到他在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 《世界的凛冬》

• 悠悠新化，生民惟勤。宋立故土，国化城新。皇祖峻烈，肇顺庚寅。穆穆崇轨，克聪克明。 我朝初辟，涂炭其时，寇夷侵疆，携剑义师。北渡浿水，南归洞庭。征讨无类，惟国是平。 刚克肃穆，威仪昭昭。佑我父兄，教我正道。惜时孔昌，我族是则。守身立行，以彰孔德。 会此宝宴，蔼蔼济济。承祖高寿，祺与兄弟。金声玉铎，飨以八珍。迎以旨酒，敬恭和亲。 丕赫皇祖，载育载生。光我上德，顺时化成。南山之寿，岂惟百龄。子孙奉矣，皓松永青。

•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 《红星报》上宣扬的恨意比他之前读到的更浓。“如果一天不杀一个德国人，你的一天就白费了，”报纸上这样写道，“如果你在等待参加战斗，那你就在战斗之前杀死一个德国人。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什么比把德国人的尸体垒起来更有趣的了。杀死德国人——这是家中妈妈的祈祷词。杀死德国人——这是你孩子请求你做的。杀死德国人——这是苏联大地的呼声。不要退缩，不要放弃。杀吧!”

不敢妄言。只能说战争是残酷的，人心是难料的。

• 你是丑了一生的女孩，一夜间变成美女，身材好羡煞众人，男人会围着你转，理智一点。

• 方求白时嫌雪黑

• 期而不来，遇水，抱梁柱而死。

• 我装作早熟，人人就都说我早熟。我装成懒汉，人人就说我是懒汉。我假装不会写小说，人们就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伪装成骗子，人们就说我是个骗子。我摆阔，人们就说我是个有钱人。我表现得很冷淡，人人说我是个冷漠的家伙。然而，当我真的痛苦万分、发出呻吟时，人人却说我是佯装痛苦，无病呻吟。—— 太宰治《斜阳》

•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rises...Sometimes it's hard to believe there ever was a night. —— 《煤气灯下》

• 你不会对小儿麻痹患者说「跑快点啊」，那就请不要期待抑郁患者自我疗愈，说些「你这点烦恼没什么啦，看开点啊」……之类的废话！

•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 忠厚培元气，诗书发异香

• The healthy man does not torture others. Generally it is the tortured who turn into torturers.

• When love rules,there is no will power;and where power predominates, there love is lacking. The one is shadow of the other.

• 低智商社会和低美感社会同样令人警醒。

• 《傾聽二十歲的雨薇，追憶二十歲的自己》

  那時，我站在橋的這邊流淚，他在橋的那頭冷眼瞪著。有一次，我聽錯約會時間遲到了，他非常生氣，用手搥打台北火車站的牆壁。曾經我總會想：為什麼哭泣的時候，他不是疼惜我？不是上前擁抱我？為什麼我聽錯了時間，他不願相信或是無法體諒我？如果他真的愛我，為什麼會這樣對我？

  熟悉《莊子》之後，才知道那樣大器的、有包容力的、溫暖的愛，其實是一種能力，那也是需要學習的。如果那年，我們都好好讀莊子，故事的發展與其間的心情，想大不同。
  可我來不及說予當年不耐的、憤怒的你或者流淚的自己了。卻歡喜能把份至為珍貴的禮物，送給三十歲的、二十歲的、十幾歲的孩子，還有未來這些心愛的，孩子的孩子。
  「From 蔡璧名教授菲斯布克」

• 贞女失节不如老妓从良

  其实如同《哆啦A梦》里出现的「胖虎效应」一样，胖虎通常都是「使坏」的一方，块头大，爱捉弄人，但是偶尔做了一件好事就会被大家放大记住这个闪光点；反而多年守节的贞女一旦失节便是无从生存，遭众人唾弃，围观者俨然一副「早就不是啥好东西，肯定表面贞洁内心淫荡」高高在上的样子。不都是人嘛……

•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 《逍遙遊》莊子

• 一生僅二萬餘日也

•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蘇軾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 《隱幾》——白居易

  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

  百体如槁木，兀然无所知。方寸如死灰，寂然无所思。

  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

  四十心不动，吾今其庶几。

• 《讀莊子》——白居易

  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

  為尋莊子知歸處，認得無何是本鄉。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 予悪乎知悪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悪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 新出现的陌生光芒和黑暗一样令人恐惧

  Strange new light can be just as frightening as the dark. —— 《西部世界II》

• 清晨，黄昏，天空和飞鸟；代码，诗歌，活着和爱你。

• 对于当下，文盲的定义似乎可以换一种说法了 ——「不会读写」，是啊，文盲真的只是不识字这么简单么？就算识字了，没有输入输出，不照样还是等于零？

•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眾竅為虛。—— 《齊物論》　

• Idealism aside, money = opportunity and therefore matters. Relationships and power matter more.

• 「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 《聊齋志異・考城隍》

• Things change,roll with it.
  物转星移，世事难料；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 Hell is empty and all the devils are here.

• 关于作者与评注者之间的关系，一位敏锐的读者曾在数十年中讥讽说：“当一个人给一只公山羊挤奶时，另一个人竟伸出了筛斗接奶。”

• 形故可使如槁木，心故可使如死灰。

•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 信念会自我繁衍，引导人们去注意并且寻找证实本身信念的证据，并且不会质疑或确认证据是否正确并且会忽略或努力诋毁和自我信念矛盾的各种讯息。

• 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

• 高树鸟已息，古原人尚耕。

• 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

• 蜡笔小新，阿呆找到神奇石头

• Those whom the gods wishes to destroy, he first makes mad.

• 「为什么是我？」「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 —— 《我们与恶的距离》

• 没有光 / 就用危险的常识 / 计算三七或 ██ / 很明显 / 卖血无法救贫穷 / 金钱隔绝宇宙风
  谁用黑铁换黄金 / 谁用头脑换垃圾
  不可知 / 明天还要问市场 / 自由或许问西洋 / 很正常 / 一朝悲歌成金曲 / 愁容骑士更多余
  谁用运气换呼吸 / 谁用灵魂换稻米
  请选择 / 留在命运的强盗店 / 还是神的幼儿园 / 不可说 / 所以歌手做鹰犬 / 铁幕重重困青年
  谁用乌云换日星 / 谁用匕首换光明
  方北路 / 五十块买来新气象 / 远方却还是雾茫茫 / 不选择 / 明天不去问市场 / 自由或许问心脏

•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 《高速公路上的慢舞蹈》/ 〔美〕 伊丽莎白·霍布斯
  你在后面紧跟着我，
  一千英里随我而动。
  我按喇叭，你按回来。我们将在下一个出口相会。

  你递来飞吻，我递回去。
  你发来唇语“我爱你”，映在我的后视镜里。

  我们一前一后换车道
  跳着缓慢的探戈，
  如此优雅，就像有音乐相伴。
  比起滚烫的身体锁在一起，
  我们的连接还要更紧密，
  因为相互的关照，因为炽热的凝望。

• 从窗户吹进来的风，扬起了长门的头发和书页。白皙的手指头轻轻地压住书页，雪白的脸庞低垂，一双眼睛专注地追逐着文字。 —— 《凉宫春日的忧郁》

• 我党在创作界的下一步战略
  将从以下要求出发：
  「关于社会主义者的现实主义艺术，
  关于打击“西方文化中的世界主义和奴性意识”，
  苏联艺术家的成就和他们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并用。」
  我党将捍卫社会主义者的现实主义，
  尽管这可能会导致刻板教条，
  但这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我们需要反抗缺乏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和愤世嫉俗的艺术，
  反对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以及反对美国的世界主义。
  我再着重强调一遍：
  「宣扬缺乏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 《Powidoki》

• 所謂社會人，只是一味地遵守規則，捨己為公，我也一直這麽認爲，因爲總是被灌輸「做一個盡職盡責的社會人是義務」這個理念，回過神來，私交的朋友們都已經離我而去。
  —— 《小林さんちのメイドラゴンS》

• 生と死は等価値なんだ、僕にとってはね。自らの死、それが唯一の絶対的自由なんだよ。
  ——《EVA · 薰》

• 非人間的(ひにんげんてき)な現実(げんじつ)世界(せかい)にあって、唯一(ゆいいつ)残(のこ)された人間的(にんげんてき)なるものの隠(かく)れ家(が)、それが夢(ゆめ)だ。
  ——《パプリカ》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 世界上愈是黑白分明的事情愈是要出錯的。

• 「只有永遠合不起來，才可以永遠作伴」。

• 婉如只是舉到眼前咕嘟咕嘟灌，厚眼鏡片被熱湯翳上陰雲，看不清楚是生氣還是悲傷。或者什麼都沒有。

• 排泄排遺讓角色從生活中的荒蕪見識到生命的荒蕪

• 可惜來不及了。我已經臟了。臟有臟的快樂。要去想乾淨就太苦了。

• 一維，你聽我說，你知道我害怕的是什麼嗎？那一天，如果你半夜沒有醒來，我就會那樣失血過多而死吧。離開你的這段時間，我漸漸發現自己對生命其實是很貪婪的。我什麼都可以忍耐，但是一想到你曾經可能把我殺掉，我就真的沒辦法忍耐下去了。什麼事都有點餘地，但是生死是很決絕的。也許在另一個世界，你半夜沒有醒來，我死掉了，我會想到滿屋子我們的合照睜大眼睛圍觀你，你會從此清醒而空洞地過完一生嗎？或者你會喝得更凶？我相信你很愛我，所以我更無法原諒你。我已經一次又一次為了你推遲自己的邊界了，但是這一次我真的好想要活下去。你知道嗎？當初提出休學，教授問我未婚夫是什麼樣的人，我說『是個像松木林一樣的男人喔』，還特地去查了英語辭典，確定自己講的是世界上所有松科中最挺拔、最堅忍的一種。你還記得以前我最常念給你聽的那本情詩集嗎？現在再看，我覺得那簡直就像是我自己的日記一樣。一維，你知道嗎？我從來不相信星座的，可是今天我看到報紙上說你直到年末運勢都很好，包括桃花運──你別說我殘忍，連我都沒有說你殘忍了。一維，你聽我說，你很好，你別再喝酒了，找一個真心愛你的人，對她好。一維，你就算哭，我也不會愛你，我真的不愛你，再也不愛了。

• 毛毛開口了，毛毛的聲音也像雨，不是走過櫥窗，騎樓外的雨，而是門廊前等人的雨：「伊紋，我只是對自己很失望，我以為我唯一的美德就是知足，但是面對你我真的很貪心，或許我潛意識都不敢承認我想要在你空虛寂寞的時候熘進來。我多麼希望我是不求回報在付出，可是我不是。我不敢問你愛我嗎？我害怕你的答案。我知道錢一維是故意把領帶忘在這裡的。我跟你說過，我願意放棄我擁有的一切去換取你用看他的眼神看我一眼，那是真的。但是，也許我的一切只值他的一條領帶。我們都是學藝術的人，可是我犯了藝術最大的禁忌，那就是以謙虛來自滿。我不該騙自己說能陪你就夠了，你幸福就好了，因為我其實想要更多。我真的很愛你，但我不是無私的人，很抱歉讓你失望了。」

• 伊紋姊姊讀道：我才知道，在奧斯維辛也可以感到無聊。伊紋停下來，看看思琪，說，琪琪，以前你說這一句最恐怖，在集中營里感到無聊。思琪露出努力思考的表情，小小的眉心皺成一團，手上的水果被她壓出汁，然後開懷地笑了，她說：我不無聊，他為什麼無聊？

• 劉怡婷頓悟，整個大樓故事里，她們的第一印象大錯特錯：衰老、脆弱的原來是伊紋姊姊，而始終堅強、勇敢的其實是老師。從辭典、書本上認識一個詞，竟往往會認識成反面。她恍然覺得不是學文學的人，而是文學辜負了她們。車子消失在轉角之前，怡婷先別開了頭。

• 一維不能確定這一切是伊紋所謂的「不知老之將至」，還是「老而不死是為賊」，或者是「縱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

• 關於性與性別的暴力從來都不會獨立而成，必然由整個社會作為施暴者來確定，特別是性，性的暴力，本質上就是權力的展現，而誰掌握權力，往往就掌握這個社會。李國華、錢一維借由他們的暴力，宰制了女孩與女人的身體，宰制了她們的自由，從而謀殺了一部分的她們。

• 憂鬱是鏡子，憤怒是窗。是她把我從幻覺幻聽的哈哈鏡前拉開，陪我看淨幾明窗前的風景。我很感謝她。雖然那風景是地獄。

《独居的一年》

• 你没法通过循规蹈矩学到你需要学会的东西。

• 因为害怕自己看上去像个懦夫而同意做任何事，其实是最糟糕的理由。

• 哈利发现，基督徒总是想要什么东西，瑞顿夫人来这里就是为了得到她想要的原谅的！

• “我是一个小说家，”科尔夫人说，“我写的不是回忆录——而是小说。请问我和小说有关的问题。”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 从前，有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在井里下了魔药。那井是王国所有居民的水源。谁要是喝了这水，就会变成疯子。”“第二天一早上，喝过这井里的水，所有的居民都变成了疯子，唯独国王没有，因为另有一口井专供他和王室饮用。他忧心忡忡，想控制居民的行为，因此下达了一系列公共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指令。不过，警察和检察官也饮了魔水，觉得国王的命令荒谬不堪，掘洞无论如何也不照此办理。”“全国的居民都得知了指令的内容，他们坚信国王疯了，才写下这些无聊的文字。他们狂呼大喊地来到城堡，要求国王退位。”“国王绝望了，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阻止了他。她说：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去喝那儿的水，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国王和王后去了，饮下了魔水，马上开始胡说八道。这时，他的臣民后悔了：既然国王如此睿智，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国家一派祥和，尽管国民的言行与邻国大不一样。而国王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维罗妮卡决定去死」

• 一天，我厌倦了这千篇一律的说辞，为了让她高兴，我强迫自己爱上一个男人，与他结了婚。我与他终将找到一种共同梦想未来的方式：住进乡村别墅，一起生儿育女，为我们子女的未来操劳。第一年，我们常常做爱；第二年，爱做得少了一些；从第三年开始，我们可能半个月才想一次性爱，而把想法化作行动，通常一个月却只有一次。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再交谈。我强迫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自问是不是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我无法吸引他，他不再注意我，成天谈论自己的朋友，仿佛他们才是全部的世界。

• 维罗妮卡发现，在专业行为的表象与忧虑关心的神情背后，这小伙子竟因自己的话感到莫大的快乐，仿佛她罪无可恕，是其他人的负面教材一般。

• 维罗妮卡知道，她的一生里，很多她认识的人都热衷于谈论其他人的不幸，仿佛他们十分情愿伸手相助，实际上他人的不幸让他们很开心，因为这样他们便能自认为幸福，相信生活对他们更加慷慨大度。她厌恶这种人，决定不给这个小伙子机会，不让他利用自己的病情掩盖他的失意。

• “不是。是疯人院。” “我不是疯子。” 女人笑了。 “这儿的人都这么说。” “好吧，那我就疯了吧。疯子是什么呢？”

• 你知道外面，也就是维雷特围墙的另一边是什么吗？” “喝了同一口井的水的人。” “一点不错。”泽蒂卡说，“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魔水。” “好吧，我喝过了，可是这正是我的问题所在。我从来没有抑郁的感觉，不会觉得大喜，也不会觉得大悲。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都一样。”

• 这是她在疯人院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走出病房，来到大饭厅，与其他男人和女人一起吃早餐。电影里面的疯人总是哭哭啼啼，吵吵嚷嚷，疯疯癫癫，而她却发现这里正好和电影里的情况相反，一种压抑的沉默仿佛笼罩了一切，似乎没有人愿意把内心世界与他人分享。

• 她得到了生活中希望得到的一切，便得出了一个结论：她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所有的日子都一模一样。因此她决定去死。

• 疯子就是不能表达自己观点的人。就像你置身于外国，你看到一切，你明白身边发生的一切，但是你无法张口，也无法得到旁人的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语言。”

• “人怎么会憎恶自己呢？” “可能是因为懦弱吧，或者是因为永远害怕犯错，害怕达不到其他人的期望。不久之前我还很开心，忘记了自己被判了死刑。等我记起自己的处境后，简直吓坏了。”

• 正如监狱从来不能把罪犯改造好而只能教他们犯更多的罪一样，在精神病院里，病人习惯了一个非真实的世界，做什么都可以，没有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 你看我脖子上有什么？” “一根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正常的人都会这样回答：一根领带。 “而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着一条彩色的布，这布条且不说很可笑，更是一点用都没有。它在我的脖子上缠缠绕绕，让我的脑袋无法动弹自如，就连喘口气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要是我站在电扇旁边，一不小心布条就会卷进去把我勒死。 “要是疯子问起我领带有什么用，我得这么回答：一点用都没有，甚至连装饰的效果都没有，因为今日它成了奴役、权力和疏远的象征。领带唯一的作用就是，当我们回到家里解开它时，会让我们觉得解脱，从一件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中解脱了。

• 英雄与疯子同样迷人：他们对生或死都不感到恐惧。面对危险，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都表现得毫不在乎，他们不管旁人如何评说，一心勇往直前。疯子自杀了，英雄为了理想牺牲了自己，这两类人死去了，而很多夜晚、很多白日，苦病患者却可以去评说这两种人的荒谬或荣耀。

• 孩提时代，维罗妮卡便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的愿望，那便是成为一位钢琴家。 十二岁时第一节钢琴课上，她便感受到了这一点。老师也察觉到了她的天赋，鼓励她走职业道路。一次钢琴比赛她获了奖，兴高采烈地对母亲说她准备抛弃一切，一心成为钢琴家。母亲温柔地看着她，回答道：“亲爱的，没有人能靠弹钢琴活着。”

• 他回答道：“我们所有人都想做些不同于以往的事。我们的伴侣也是如此。这错了吗？” “您来回答一下。” “这真是大错特错。因为大家都不过是想想而已，只有少数人敢真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懦夫。” “哪怕少数人做得是对的？” “谁强大，谁就是对的。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懦夫成了勇士，他们把观点强加在别人身上。”

•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就在那里。佛罗伦萨的主教堂里有一座钟，漂亮极了，是一四四三年由保罗·乌切洛(保罗·乌切洛（Paolo Vccello，397－475），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以透视法闻名。)设计的。这座钟很奇怪，它可以指示时间，这一点和其他钟都一样，但它的指针却是朝着逆时针方向走的。” “可这一切与我的病有什么相干？” “我马上就会讲到了。保罗·乌切洛设计这座钟的时候，本身并不想标新立异。在那个时代，一些钟就是逆向走的，而另一些是顺时针，就像今天的钟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因为大公已经有了一座顺时针座钟，并被认定为唯一的走向，这样，乌切洛之钟便成了颠覆与疯狂的象征。”

• 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
  假如所有的人都能了解自己内心的疯狂并且与之和睦相处，那该有多好！世界难道因此而变坏吗？不，人们的生活将会更加合理与幸福。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天性、欢愉的方式和寻求冒险的精神，具有其唯一性。然而社会却要把一种集体的行为强加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于是人们便要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非要这样行事不可。他们仅仅是接受而已，就像打字员接受QWERTY制式是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键盘这一事实一样。在您的一生中，您所认识的人有谁这样问过：为什么钟表的指针要朝这个方向而不是相反的方向运行呢？

• “希望与别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会引发神经官能症、精神病和妄想症。强迫自己与其他人一样才是个严重的病，因为这既违反了人的天性，又对抗着神的法则。在世界的每座森林里，每棵树木上，神创造的每片叶子都不尽相同。但是你却觉得与众不同是一种疯症，因此选择维雷特来逃避。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你也就变得与别人一样了。对不对？”

• 人越是可以生活得幸福，便越发不幸福。

• “在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活下去的世界里，该怎么评价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失樂園》

• 我是第一個把死帶給萬物，反被稱爲生命的源頭。

• 再見吧，幸福的土地，歡樂美好的家園！歡呼吧，恐怖！歡呼吧，你這陰曹地府！你，深不可測的地獄，來歡迎新的戶主：他心如止水，不因時過境遷而一改常態， 心自有它的容身之地，在它自己的世界，能夠把地獄變成天堂，把天堂變成地獄。

• 即使我仍在原職原位，甚至於左遷擢升，無論身居何位，他雷霆在手，有誰堪與 一比強大？不管情況怎樣，在這個地方 我們將會自由自在；上帝不會因為妒忌 建造地獄，於是把我們從這裡攆走另發。這裡我們可以穩坐江山，按照我的選擇，儘管在地獄為王，但卻仍不負遠大志向，寧願在地獄里當政，也不願在天堂供職。

• 那些頭頭腦腦來自地獄深淵，徘徊徜徉在大地上，尋找他們的獵物，久久以後，竟敢安排 他們的牌位緊鄰上帝的神位，竟敢安排他們的祭壇緊鄰他的聖壇，在各個民族中間和周圍放上崇拜的偶像，竟敢大膽頂撞尊位在基路伯中間的耶和華從錫安發出的驚天霹靂；更有甚者，他們常常把他們的座座神龕設立在他的聖殿裡面，供上令人厭惡的祭品；他們竟然用該受詛咒之物褻瀆他的神聖大典和莊嚴節日，竟敢憑借他們的黑暗公開侮慢他的光明。

• 他皺眉蹙額說完，他的神色在公開宣揚不顧一切的報復，危險的戰爭，那模樣，哪兒像天使。

• 力主馬上開戰的主要理由，雖慾望強烈，但卻在很大程度上難以令我信服，似乎給我們的全盤勝利蒙上了一種不祥之測；當他的武功不可匹敵，技藝不可低估時，正是他對自己所獻之策，對自己的擅長缺乏信心的時候，他把自己的勇氣建在 絕望的基礎之上，他的整個目標和意圖就是通過極端手段報仇之後，徹底消亡。 首先請問，怎樣報仇？天國的座座塔樓塞滿武裝的崗哨，從而使條條入口通道固若金湯；在邊界標誌的深淵上，要麼常有他們的一個個軍團安營扎寨，要麼他們展開看不清的翅膀，飛進夜的王國縱橫偵察，對奇襲不屑一顧。或者我們應該依仗武力，殺出一條血路，在我們身後，整個地獄也許掀起黑黝黝的起義， 攪得天上無比純潔的天光黑白混雜不清， 然而我們了不起的大敵照樣坐在王座上，不可褻瀆，不受污染，神靈的天性不可玷污，立刻就會把她的淘氣鬼驅逐出去，不無勝利地把可恥卑賤的火焰清除乾淨。

• 當我們在強力 之下逃命，後有追兵，頭頂苦惱的驚雷，哀求地獄庇護我們，那時怎麼樣？當時， 這地獄似乎就是躲避那些創傷的庇護所。

• 與其追求 天上我們耀武揚威的家臣地位，還不如就從我們自己身上尋找我們自己的稱心如意，該怎麼活就怎麼活下去，雖身處廣漠的壁凹，但卻無拘無束，責任全無，寧願選擇艱難中的自由，也不願去佩戴卑躬屈膝的浮華那舒適的枷鎖。

• 誰在當政，歸他的危險應該相稱，就像他坐在大家上面極受尊敬一樣，危險越多，越應該多加一些給他。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 万物皆为一物

• 湖泊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开口说：“我是为水仙少年流泪，可我从来没注意他的容貌。我为他流泪，是因为每次他面对我的时候，我都能从他眼睛深处看到我自己的美丽映像。” —— 「納西索斯這個俊美的少年死在湖邊，然而湖泊卻也只是在水仙少年的眼睛中欣賞自己」

• 他早已注意到，只要他一醒，大多数的羊也都开始醒过来，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把他的生命同那些羊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两年来，那些羊跟着他走遍了这片大地，四处寻找水和食物。“这些羊太熟悉我了，已经了解我的作息时间了。”他喃喃自语。略加思索，他又想，事情也可能正相反：是他已经熟悉了羊群的生活习性。

• 如果我变成魔鬼，决定把它们一只接一只杀死，它们也只在整个羊群几乎被杀光的时候才会有所察觉，男孩想。因为它们相信我，而忘记了它们自己的本能。这只是因为我能引领它们找到食物。

• 只有那些不断钻研的人，才能够获取元精。我正是为此才来到这沙漠之中的。我要寻找一位炼金术士，请他帮助我解读那些密码。” “这些书是什么时候写成的？”男孩问道。 “好多个世纪以前了。” “那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呢。”男孩争辩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了解炼金术。这种语言为什么这么奇怪，而且满篇充斥着插图呢？” 英国人没有回答男孩的问题，只说几天来他一直注意观察商队，却根本没发现什么新东西，唯一让他挂心的事，就是有关打仗的议论越来越多。 有一天，男孩把书还给了英国人。 “怎么样，你学到很多东西吧？”英国人充满期待地问。他需要跟别人聊聊天，以便忘掉对战争的恐惧。 “我知道了世界有灵魂，谁理解了这个灵魂，谁就能理解万物的语言。我知道许多炼金术士实现了他们的天命，并最终发现了世界之魂、点金石和长生不老液。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了这些事情都非常简单，简单得可以写在一块翡翠板上。” 英国人大失所望。经年累月的研究、神奇的象征符号、晦涩难懂的文字、实验室里的种种设备，这一切都未能打动男孩。他的灵魂一定是太简单了，理解不了这一切，英国人想。 他拿过自己的书，放进挂在骆驼背上的箱子里。 “你还是去看商队吧。”英国人道，“商队没教会我任何东西。” 男孩重新观察着静静的沙漠和牲口扬起的飞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他在心中反复对自己说。他的方式不属于我，我的方式也不属于他。但是我们俩都在追寻各自的天命，为此我尊重他。 商队开始日夜兼程。戴风帽的报信人频繁地出现。已经同男孩成为朋友的那个赶驼人解释说，部族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他们只有运气极佳才能抵达绿洲。 牲口全都疲惫不堪，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沉默。一到夜间，寂静变得更加可怕。一声驼鸣，要在过去，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如今却令所有人胆战心惊，因为那很可能是有入侵者来袭的信号。 但是，那位赶驼人似乎对战争的危险并不十分在意。 在一个既没有篝火也没有月亮的夜晚，赶驼人边吃椰枣边对男孩说：“我现在活着。当我吃东西时，就只管吃；当我走路时，就只管走。如果必须去打仗，今天死还是明天死对我都一样。

《反乌托邦三部曲》

• 一项更加辉煌的壮举有待于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驾驶着用玻璃质料制造的喷火式电动飞船‘一体号’去实现宇宙的大一统，求出这个无穷方程的积分。你们必须迫使居住在其他星球上的未知生物就范，给他们戴上理性之造福枷锁——他们很可能仍然处于蒙昧时代的自由状态。我们将给他们送去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精确无误的幸福。如若他们对此不理解，我们有责任强制他们接受这种幸福。

• 无论他们怎样无知，也总该明白，这样的生活乃是真正的灭绝人口的大屠杀，只不过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慢性杀害罢了。国家（人道主义制度）禁止杀害一条人命，而不禁止把数以百万计的人害得半死不活。杀死一条人命，也就是说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岁，这是犯罪；而使人员寿命总和减少5000万岁，却不是犯罪。

• 那个时代，孩子也是一项私有财产。

• 现在让我们在“权利”观念上滴上一滴强酸试剂。即使在古代，一些最成熟的人也懂得：权利的根源是力量，而权利又是来自力量的功能。我们面前是一架天平。天平的一端是一克重的砝码，另一端是一吨重的砝码；一端是“我”，另一端是“我们”，即大一统国。显然，认为“我”相对于大一统国，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认为一克可以抵得上一吨，完全是一回事。由此可得出一种分配方式：给“吨”以权利，给“克”以义务，于是就有了由渺小到伟大的不二法门：忘记你是一克，而把自己当作百万分之一吨……

• 蓄能塔塔顶上巨大的时钟刻度盘就像是一张脸，从云端俯视下方，不时地喷吐着分分秒秒，漫不经心地等待着。就在3点零6分的时候，方队中发生了骚动。出事地点离我很近，最微小的细节我都看得很真切。非常清晰地印在我记忆中的是细长的脖颈和太阳穴纵横交错的青筋，而那些青筋就像印在一张小小未知世界的地图上的河流。这个小小未知世界显然是一个少年。大概他认出了我们队列中的哪一个人，便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停了下来。一个卫兵操起电鞭，把淡蓝色的火花射在青年身上。那青年像小狗似的尖叫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响亮的鞭击声。大约每隔两秒钟就听见一声鞭击，每一次鞭击之后都传来一声尖叫。 我们仍旧像亚述人那样，步伐整齐地走着，而我望着电火花形成的美丽的Z字形光束时心中在想：“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完善，永无止境，而且应当不断完善。古代的鞭子是一件多么不堪入目的工具，而我们现在的却是那么赏心悦目……” 就在这当口儿，有一个身材瘦小却又充满活力的女人，口里喊着“住手，不许打人”，就像离弦之箭，飞出我们的队列，径直冲向那个方队。这一情景很像一百一十九年前一块陨石落地一样：全体散步的人顿时裹足不前，而我们的队列仿佛变成了因寒潮突然袭来而被封冻的灰色浪峰。

• 就说我吧，虽然与大家步调一致地往前走着，但毕竟是貌合神离。由于刚受了一番惊扰，我就像有一列古代钢铁制造的列车刚刚隆隆通过的桥梁一样，还在全身发抖。我感觉得到自己。只有眯进了沙子的眼睛、化了脓的手指、坏了的牙齿才感觉得到自己，才感觉得到自己的个性。健康的眼睛、手指、牙齿则不然，它们仿佛是不存在的。自我意识不过是一种疾病，难道这不是很明显吗?

• 不用说，我们国家在这方面以及其他一切方面，决不允许存在任何偶然性，决不允许发生任何不测。就连选举本身也只是象征性的：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由千百万个细胞构成的统一的、强大的机体，

• 据说，古代人选举是秘密进行的，人们都像贼一样躲躲藏藏。我国一些史学家甚至断言，古人总是经过一番精心伪装之后才去参加大选盛典的。（在我的想象中，这是一幅荒诞、阴森的情景：黑夜，广场上。身穿黑色披风的人影蹑着脚贴墙溜过来，火把的红色火柱被风吹得忽起忽落……）为什么要这般神秘呢?其原因至今尚未完全考察清楚。最为可能的是，选举是和某些神秘主义的、迷信的，甚至犯罪的仪式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或者见不得人的。

• “大家企盼已久的全民一致节庆典于昨日举行。无数次证明自己英明盖世的现任造福主，在全体一致同意下第四十八次再度当选。选举盛典由于受到一些干扰而略显失色。挑起这场动乱的是那些与幸福为敌之辈，他们因而使自己丧失了作为昨日方更新的大一统国国基的一砖一石的资格。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样做无异于把偶然混进音乐会大厅的几个病人的咳嗽声也当作是一首恢宏雄壮的交响曲的一部分……”

• 最后的革命是没有的，革命是无穷无尽的。‘最后的革命’是哄孩子的话：孩子们一听到‘无穷无尽’就会吓着，为了让孩子们晚上能安静地睡觉，就必须……”

• “发电机的每一颗火花都是纯而又纯的理智火花，活塞的每一个冲程都是无懈可击的三段论式。难道你们头脑中的理智不也是万无一失的吗?

• “幻想是蛀虫，它会在你的额头上蛀出一道道黑纹；幻想是狂热症，它驱使你一直向更远的地方跑去，尽管这个‘更远的地方’的起点正是幸福的终点。幻想是幸福路途上最后一道路障。 “尽情地欢呼吧：路障已经被炸毁。 “道路畅通了。 “国家科学最近发现：幻想的中枢不过是脑桥部位的一个小小的神经节。只消用X光烧灼法对这个神经节处理三次，就可以治愈你的幻想，并且是“一劳永逸！

• 我心里明白，大家全都得救了，唯有我是无可救药了，因为我不愿意得到拯救……

• 四百年后，所有的这些愿望都可以实现；人类可以为每一个人生产足够的物品；技术的进步可以带给国家比征服领土更多的财富，战争变得不再需要；全世界正在变得像四百年前那样统一。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

• 奥威尔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真理”是否存在？执政党所持有的“现实”“不是外在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执政党把持的真理就是真理”。如果是这样，那么控制好人的思想，党就可以控制真理。将党的重要人物和被打败的叛军之间戏剧性的对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进行类比，就可以解释党的基本原则了。与检察官相比，党的领袖甚至都不去假装他们的体系是为了使人们快乐，因为人是脆弱和怯懦的的生物，他们都想逃避自由而不敢去面对真理。领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事实上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权力。

• 权力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权力意味着他们有能力制造无限的痛苦和去折磨他人

• 美国作家艾伦·哈林顿在《水晶宫中的人生》中描述了一幅在美国大公司中生活的微妙且无处不在的景象，他精妙地表达了当代的真理概念：“动态真理”。如果我为一家大公司工作，我就要声称这家公司的产品比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品都要好，这是否可以验证和对于竞争对手是否公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还在这家公司，这样的声明就是“我的”真理，我拒绝检验这是否是客观有效的真理。事实上，如果我变换了工作，进入了我现在的竞争对手的公司，我必须接受新的真理，那就是：它的产品是最好的。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团体中，已经彻底废除真理作为一个有关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个概念，任何一个在这个团体中的异端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 赫尔曼·卡恩

• 很快，温斯顿发现自己在和别人一起呼喊，用脚后跟猛踢所坐椅子的横档板。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跟周围的人们站到了一起，对他来说，他们所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全都属实。那些时候，他对老大哥私下的厌恶变成了崇拜，而老大哥好像高高屹立，是位所向无敌、无所畏惧的保护者，岩石般矗立着，对抗亚洲的群氓。而戈斯坦因，尽管他孤立无援，甚至他本人是否存在都尚存疑问，但他仍像个阴险的巫师，仅仅凭借话语的力量，就能将文明的架构摧毁。

• 总是在夜里——逮捕无一例外在夜里执行。睡觉时突然被惊醒，粗暴的手摇晃着你的肩膀，电筒照着你的两眼，一圈冷峻的面孔出现在床周围。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没有关于逮捕的报道，人们只是失踪了，总是发生在夜里。你的名字被注销，你做过的一切事情的记录都被清除，不承认你一度存在过，然后就被遗忘。你被铲除了，消灭了——人们通常用的词是“被蒸发”。

• 他第一万次想到令人恐惧的是，这有可能全是真的。如果党能插手过去，说这件事、那件事从未发生过——那不是肯定比仅仅拷打和死刑更可怕吗？

• 知道又不知道；明白全部事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两者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自认为有道德；相信不可能有民主，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时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再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于：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再次意识不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

《寂静的春天》

• 人类甚至不认识自己创造的恶魔。

• 一切都仅仅是为了对付野草和昆虫。地球表面覆盖了一层毒药，谁会相信这不会对生物产生危害。这些物质不应被叫作“杀虫剂”，而应是“杀生剂”。

• 这些物质不应被叫作“杀虫剂”，而应是“杀生剂”。

• 为什么智慧的人类要通过污染整个环境、毒害动物甚至人类自身的方法，来控制一小部分自己不喜欢的物种。

• 脑袋刚刚漏出水面就会觉得很满足，却不知离自身环境的崩溃只有咫尺之遥……

• 人们对潜在威胁的认识仍然十分有限。这是一个专家的时代，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不愿接受更广泛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受工业主宰的时代，不惜代价赚钱是不容批评的首要原则。当人们知道一些使用杀虫剂造成破坏的明显证据而进行抗议时，含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就会给他们服下。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除虫人员造成的危害正在由公众承担着。人们必须决定，是否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了解所有的事实后，他们有能力作出决定。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受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 牧师与利未人

• 那些不惜花费一切代价、希望立即见效的人们一定会继续使用化学品对付甲虫。那些得益于现代社会快速消费趋势的人们也一样，因为化学控制需要频繁的、耗资巨大的重复进行。

• 是否任何文明都能对其他生命任意发动战争，而不会毁灭自身，也不会失去其“文明”的资格。

• 谢尔顿市的一位科学观察者对一只垂死的野云雀作如是描述：它侧躺着，尽管已经失去了肌肉协调能力，不能飞翔，甚至难以站立，但仍在不停地扑腾着翅膀，一双爪子紧紧地握着。它的嘴是张开的，呼吸显得很吃力。快要死去的松鼠所作的无声控诉则更加可怜，它呈现出“特别的死亡状态，背部是弯曲的，两只前爪缩在胸前，紧紧地握着……头和脖子向外伸展，嘴里通常含有泥土，说明这些动物死亡时曾啃咬着地面”。 对于这种折磨其他生物的行为，我们竟然默默地接受了。所有人作为人类的品格标准都已退化。

• 对于千百万美国人而言，第一只知更鸟的到来意味着冬天的离去。知更鸟到来的消息是可以登上报纸的事情，也是人们在餐桌上乐于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多的知更鸟飞来，森林里萌发了一丝绿意。清晨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们聆听知更鸟的合唱，美丽的音符在阳光中跳动。如今，一切都变了，甚至鸟儿飞回来都成了罕见的事情。

• 我们是否要借着进步的名义，使我们成为自己疯狂控制的昆虫的受害者，到头来还是在与昆虫的对抗中失败。

《道德情操论》

• 「怜悯」和「体恤」是用来对别人的悲伤表示同感的词汇，而「同情」可以用以表示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即无论是悲伤还是快乐的情绪体验，我们都可以用「同情」指称。同情似乎仅来自于对别人情绪的察觉，激情似乎可以在个体之间相互感染。笑脸使人轻松愉快，愁容令人失落伤感。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激情在我们尚不知其原委时，引发的不是同情，而是厌恶和抵触。发怒者的狂暴让我们由衷地讨厌他本人而不是讨厌他的敌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发怒的原因，所以使我们对发怒者的移情和想象发生障碍而难以获得他内心真实的情绪体验。但我们却能目睹他发怒所指的对象并且能体会到对方可能遭受的伤害。因此，我们同情的是后者的惊恐，并一致反对发怒者。

• 我们完全可以原谅朋友对我们的成功无动于衷，却绝对不能容忍他对我们的痛苦漠然置之。我们不会苛求朋友对我们给予同情，但一定要与自己同仇敌忾，否则我们的友谊将无法继续。爱和快乐很简单，没有朋友的祝福并不会减少我们激动的体验，但悲伤和愤恨一定需要朋友的同情才能得以纾解。

• 我们反对过度强烈的肉欲。古代哲学家认为这是人兽共有的激情，与人类天性中独有的品质无关，** 因而有损人的尊严 ** 。但除肉欲外，人兽还共有愤恨、感激等激情，对此我们并不反感。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原谅那种肉欲一旦得到满足便再也不对客观对象加以关怀的可恶行径，正如我们酒足饭饱后立刻要求撤去餐具一样，对曾经激起欲望的客体感到厌倦和排斥。贤者模式？

• 虽然我们对恋人之间的依恋之情不甚了了，却能理解和体会他们的幸福以及他们对于失恋的忧虑。这不是对恋爱激情本身的同情，而是对其附属的其他一些激情的体会，如对幸福的期待，对失恋的恐惧。

• 如果一个人因为自己能健康自足、无忧无虑地生活而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会让人觉得他很轻浮，然而这确实是人类最本真的状态。「突然想到了『蜩与学鸠笑之……』好像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 得 废寝忘食，砥砺前行，如果不这样就会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那么多〔过劳死〕的奉献者是不是他所追求的方向是有争议的？」

•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忍不住为英雄的壮举流泪，且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我们绝不会为一个软弱之辈洒泪。在前一种场合，我们的激情往往超过了当事人自身的情绪，就像苏格拉底平静地饮完药水，而他的朋友们却抑制不住地哭声一片。这时旁观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心境当中，当事人却强迫自己不去注视这些伤感的情景，而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能令其愉悦的事情上，并且深深地陶醉在自认为的“幸福”之中。我们很容易看轻一个因为些许悲伤而不能自拔的人，并且无法宽容他的脆弱情绪无节制地泛滥。

• 追捧富人和轻慢穷人纵然是等级社会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是败坏情操的重要而普遍的原因。财富和地位比智慧和美德更易获得尊敬，贫穷和软弱比罪恶和愚蠢更容易遭受轻视。富裕和权势总是受人敬仰，美德和智慧却不尽如此。强者的罪恶和愚蠢很少遭人轻视，无辜者的贫困与软弱则不然。

• 「前面两卷我们重点论述了评判别人感情和行为的起点和基础，接下来我们详细考察一些评判自己感情和行为的起点。」我想，之所以两者虽如 Adam Smith 所言「其实，我们评判自己行为的原则与评判别人行为的原则是相同的」但还是分开论述，大概是因为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形成了〔双重标准〕吧。

• 对一个孤独地居住在荒岛上的人来讲，是宫殿还是百宝箱的小玩意更能带给他便利的感受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这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问题就变得复杂多了，因为我们一直关注的是旁观者的情感而非当事人直接的心理感受。分析一下我们对富贵生活的向往就会发现，其实，激起我们羡慕情绪的往往并不是我们自身实际所能享受到的高人一等的安逸和愉悦，而是财富和地位所能带给我们的种种便利条件。比如各种精巧的人造物，我们并不认为拥有它们就一定能使我们拥有更多的幸福，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让我们拥有比别人获得更多幸福的手段而已。让旁观者钦佩和艳羡的，也正是这些能精巧地达到预期的幸福目的的手段。但是，一旦人们到了年迈体弱的时候，这些财富和地位带给他们的那些空洞无聊的快乐就会消失，于是他们就开始诅咒自己曾经的野心，怀念曾经本应享受的生命的宁静和和谐，但这些都一去不复返了，自己的人生已经被权力和财富完全主宰和吞噬了。

• 社会的安定和有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我们对那些幸运的富贵之人所怀有一种自然的敬意，和对陷于贫困和不幸的人所给予的一种深切怜悯的基础之上的。对大人物的过分谄媚让人厌恶，同时对不幸者的同情表现不足也让人憎恶。伦理学家总是教导我们要宽容待人并保持同情心，但显贵们的确具有很大的迷惑力，以致总让我们愿意成为富人和大人物，而放弃成为智者和有美德者。天性也明智地判定：地位等级的区别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更应该以门第和财产的〔确定性差别〕而非智慧和美德的〔不确定性差别〕为基础。因为门第和财产很容易衡量，而智慧和美德却不容易辨认。

• 在危险和困难面前处变不惊，即便最公正的旁观者也对他误解时，依然能坦然处之、不做辩驳的人，必然会获得人们高度的钦佩。「这句话不敢苟同，电影〈狩猎〉中的好好先生因为周围其他人的误解走向毁灭，并不是他坦然处之和不做辩驳就能解决的，蒙不白之冤却百口莫辩。当别人眼中的你的世界扭曲了，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的人，很难继续生活下去的，需要抛弃这个社区，甚至周围有误解的人都不允许你离开，那怎么做到在〔坦然处之〕〔不做辩驳〕后继续生活，得到高度钦佩就不说了……」

• 虚荣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目的的。…… 骄傲的人认为自己是最完美的，不屑于对自己的行为和品质做出任何改进，而虚荣的人为了得到别人的尊敬和钦佩，是非常愿意做出改变的。其实虚荣心是对荣誉的一种真正热爱，是人类天性中不失为美好的一种激情，它不过是过早地想得到并不属于自己的荣誉而已。所以，教育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一个人的虚荣心，而应该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人朝着理想不断努力。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骄傲的人常常是爱慕虚荣的，而爱慕虚荣的人也常常是骄傲的。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

• 六个月前，她去世了。但欧维还是每天两次走遍所有房间，摸摸暖气片，看她有没有悄悄把它们打开。

• 老天爷，1889年，埃菲尔铁塔就造出来了，而现如今，造个该死的一层楼平房还得时不时停工，好跑开给手机充个电。

• 这是一个还没过期就已经过时的世界。

• 她抚着他那比她的大腿还粗的小臂，胳肢他，直到这个顽固的男孩露出笑容，就像包裹在珠宝周围的石膏模具碎裂开来，这时索雅心里就会唱起歌来。这些时刻，只属于她一个人。

• 恩斯特是世界上个子最大的杂种猫。索雅小的时候觉得它就像一匹小马驹。它在爸爸的房子里来去自如，但不住在那儿，没人知道它究竟住哪儿。索雅用海明威的名字为它起了名。她爸爸从来不屑读书，但当女儿五岁就能自己读报的时候，他也没蠢到对此不闻不问。“这种狗屁他妈怎么能让女孩读，会把她的脑子搞坏的。”他推着她到小镇图书馆柜台前的时候说。在场的图书馆管理员并不是很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但眼前这个女孩的天赋是不容置疑的。然后，每月一次的杂货采购就多了去图书馆一项，这是图书馆管理员和爸爸共同的决定，没什么需要商量的。索雅十二岁的时候，那里所有的书至少都读了两遍。她喜欢的那些，例如《老人与海》，她自己都数不清究竟读了多少遍。

《你的财富会升级吗？》

• 人之所以穷，第一，是因为缺乏获取信息和利用资源的能力；第二，短视，很少进行长期规划，而追求短时间内的迅速见效；第三，对事物的认识存在太多偏见，对自己越不了解的东西越会产生抵触情绪。这才是人真正贫穷的本质。

• 尽管你几乎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东西。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餐盘，里面装着各种你意想不到的美食。选择一个目标通常意味着放弃你想要的一些东西，以得到另一些你更想要或更需要的东西。有的人还没有起步，在这一步上就失败了。他们害怕为了更好的东西而放弃好东西，试图同时追求太多目标，最终却几乎一个都不能实现。不要因为选择太多而感到沮丧，无所适从。除了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之外，你还可以拥有很多东西。做出自己的选择并持守它。

•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而我们感到沮丧的根本原因是：“中产阶级是唯一一个需要奋力维持，才能保持的阶层。

《百年孤独》

• 那天下午，阿玛兰塔走进厨房，把手放在炉子的炭火上，直烧得再也感觉不出灼痛，只闻到自己皮肉的焦臭味，可是乌苏拉连眼皮都没抬一抬去怜悯她。那是固执的人医治内疚的办法。

• 我要借一下你的房用。”他们人已踏进房间，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打个招呼。“那还用说！”庇拉总是这样回答。

• 蒙卡达将军欠起身来，用衬衣的下摆擦拭他那厚厚的玳瑁边眼镜。“或许是这样。”他承认。“但是我关心的，并不是你要枪毙我，因为归根结底，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来说，这是自然的归宿。”他把眼镜放在床上，取下表链上的怀表。“我所关心的是，”他又补充道，“你如此憎恶军人，跟他们打了这么多的仗，对他们琢磨了这么久，到头来还是成了同他们一样的人。人生中没有比这更卑贱的理想了。”他取下结婚戒指和圣女雷梅苔丝勋章，跟眼镜和怀表放在一起。

• 你看，这些男人们有多怪！”她找不到其他话题，就这样说。“他们为反对神父打了一辈子的仗，到头来却把祷告书作为送人的礼物。”

• 在闷热的客厅里，那架散架的自动钢琴上罩了白床单，象尸体上罩了裹尸布，

• 作为战士，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优秀。他目标明确，即最终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为那些政治家们的根据情况可以翻过来倒过去进行解释的口号而战，这激发起他昂扬的战斗热情。

• 她认为美貌是一个矛盾的德操，一个在真纯中央的魔鬼般的陷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决计要使曾孙女远离尘世，使她免受凡间的一切诱惑，殊不知俏姑娘雷梅苔丝从她在娘肚子里起，就不会沾染任何的弊病恶习。

• 在一家售票窗口象狮子嘴的剧院里，财运亨通的商人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放映着会活动的人影。马贡多人对此不禁怒火中烧，因为一个人物在一部片子中死了，还被葬入土中，大家为他的不幸而伤心落泪，可是在另一部片子中，这同一个人却又死而复生，而且还变成了阿拉伯人。那些花了两分钱前来与剧中人物分担生死离别之苦的观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闻所未闻的嘲弄，他们把座椅都给砸了。镇长应勃鲁诺·克雷斯庇先生的要求，发布了一则公告解释说，电影是一种幻影的机器，观众不必为此大动感情。听了这一令人失望的解释，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上了一种新颖而复杂的吉卜赛玩意儿的当，决意再也不去看电影了。他们想，自己的苦楚已经够他们哭的了，干吗还要去为虚假人物装出来的厄运轻弹热泪呢？

• “请你告诉他，”上校笑了笑说，“一个人不是在该死的时候，而是要到能死的时候才能死去。”

• 对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来说，这一天同他最后几年中的任何一天都一样。清晨五点钟，围墙外蛤蟆和蟋蟀的喧闹把他惊醒了。星期六以来就下着连绵细雨，没有必要再听那花园里树叶上淅淅沥沥的雨声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从他冰冷的肌骨里早已感觉到了这种声音。

• 他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回到工作间后，就不再想念她或任何其他女人了。他开了灯，数了数放在洋铁罐头里的小金鱼。已经有十七条了。自从他决定不再出售这些小鱼以后，他仍然每天做两条，等到积满了二十五条时，就把它们熔化在坩埚里，重新再做。

• 姑娘，那种出人意外的持重老成使她具有大人的气度。她总是这样的。事实上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天资，但是为了不违拗她母亲的意愿，她以毫不懈怠的练习，取得了最高的成绩。你可以逼她学任何其它的职业，其结果准会一样好。

• 那时她想，一种方式的爱情可以击败另一种方式的爱情，因为食欲得到了满足就会消除饥饿，这是人类的本性。

• 梅梅几乎没有发觉她们的旅行正在经过从前那个中了魔法的地区。她没有看到铁路两侧无边无际绿荫覆盖的香蕉种植园；没有看到美国佬的那些白房子，没有看到他们那些因为尘土和炎热而变得荒芜的花园；也没有看到那些穿着短裤和蓝条子衬衫在门口玩牌的女人。她没有看到尘土飞扬的马路上满载着大串大串香蕉的牛车，也没有看到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象鲱鱼一样欢蹦乱跳的姑娘，她们用丰满的胸脯给火车旅客留下痛苦的回忆。她没有看到工人们居住的杂乱而贫困的工棚区。

• 在它龟裂的没有尽头的硝土大街上，回荡着一阵阵练习钢琴的声音，同菲南达年轻时在午睡的时候经常听到的琴声一个样。

• 我们就说这孩子是在漂来的篮子里发现的吧。”她微笑着说。“这种说法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老修女说。“既然人们连《圣经》都会相信，”菲南达反驳说，“那我看也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的”

• 他们用种种变魔术似的仲裁方法使人们的指责失效。那里的法律魔术师们证明这些要求完全无效

• 政府通过所能运用的一切宣传机器，千遍万遍地在全国反复重申，于是，一种官方说法终于站住了脚，这就是：没有人死亡，工人们已经满意地回到了家里，香蕉公司在下雨期间暂停各项活动。

• 她对家里的其余成员从来就不抱幻想，可是不管怎么说，她总还有权指望她丈夫对她稍微尊重一点，因为不管好赖，他毕竟是自己行过圣礼的配偶，是她的当家人和合法侵犯者

• 光秃秃的床褥再也不是狂恋的场所，却变成了倾吐衷肠的角落。为了购买做彩头的家畜，他们拍卖了床头的两面对镜；为喂养骡子，又卖掉了床上唤起欲念的花缎和丝绒。摆脱了这些东西，他俩就象一对毫无邪念的失眠老人，直到深夜也睡不着觉。

• 一个平常的星期天，菲南达正在望弥撒，两个孩子走进卧室，一个抬后脖一个抬脚把乌苏拉抬了起来。“可怜的曾祖母，她老死了。”阿玛兰塔·乌苏拉说。乌苏拉吓了一跳，她说：“我还活着。”“你瞧，”阿玛兰塔·乌苏拉忍住笑说，“她气也不吐了。”乌苏拉大叫：“我还在说话呢！”“她话也不说了，”奥雷良诺说，“她象蟋蟀一样死去了。”于是，乌苏拉在事实面前认输了。“我的主啊！”她轻声嚷着，“这么说，这就是死亡了。”

• 星期天，百岁老人安东尼奥·伊萨贝尔神父在布道坛上说，鸟儿的死亡是由于那个犹太流浪汉在作祟，前一天晚上，他亲眼看到那个人。他发现，那是公羊和女异教徒生下的杂种，是一头呵口气就能把空气呵得灼热的可恶怪兽，它来了会使刚结婚的女人怀胎。没有多少人去注意他那启示录式的胡言，因为全镇人都深信，这位教区神父因年事过高常常胡说八道。可是，星期三清晨，一位妇女把大家都吵醒了，因为她发现了一只两足动物留下的深深的脚趾印。这可是确确凿凿而且再明显不过的事，凡是去看趾印的人再也不怀疑神父所描述的可怕怪物是存在的。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自己院子里设下了陷阱，终于把它逮住了。

• 此后也一直没有搞清楚，鸟儿的死亡是否它引起的，但是，那些新婚的女人却没有因此怀孕，而且，在它死后炎热并没有消减。

• 也是在那时候，吉卜赛人又来了。他们是墨尔基阿德斯的科学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他们看到镇子已经破落，而这里的居民完全与世隔绝，所以他们又重新拖着磁铁走家串户，仿佛那是巴比伦学者们最新的创造似的，他们还用巨大的放大镜聚集阳光。镇子里因看到菜锅水壶掉在地下打滚而惊得目瞪口呆的，还有愿付五十生太伏一睹吉卜赛女郎装卸假牙表演的，仍不乏其人。

• 八月九日，在收到从布鲁塞尔寄来的第一封信之前，霍塞·阿卡迪奥第二在墨尔基阿德斯房间里同奥雷良诺聊天，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要永远记住，有三千多人，他们把尸体扔到了海里。”

“有朝一日人都坐一等车厢而书却进货物车厢，”他说，“那世界就遭殃了。”

《看见》

• 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 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搓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水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身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 明知“吱吱叫的车轮才有油吃”，就是开不了口。

• 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 人性里从来不会只有恶或善，但是恶得不到抑制，就会吞吃别人的恐惧长大，尖牙啃咬着他们身体里的善，和着一口一口的酒咽下去。最后一夜，“血红的眼睛”睁开，人的脸也许在背后挣扎闪了一下，没有来得及尖叫，就在黑色的漩涡里沉下去了，暴力一瞬间反噬其身。

• 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 不要因为一样东西死去就神话它。

•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另一个耍猴人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蛋上。

• 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他，想见他一面：“就想看看他的头皮好了没有，留没留疤。”但是，当年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没有照片。当时不允许拍摄任何影像资料，尤其是伤亡的人，医生也不能告诉家人这里的情况，“这是机密”。火车路过唐山，必须放下窗帘。

• 我问：“那到您孙女这一代，还会记得么？” 头发花白的老医生摇摇头。 “您不怕被遗忘吗？” 她反问我：“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大饥荒你知道多少？反右你知道多少？” 我没说话。 她一笑，把话收住了。

•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

• 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他说。

•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 九六年他去日本考察时，曾与《朝日新闻》的人讨论如何写评论，对方说：“现在早过了我提供观点让别人读的年代，我们只提供信息，让人们自己作是非对错的判断。”

• 我找到一本书，是《朝日新闻》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六十六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还有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焚，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时，东京大学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曾反对日语对华教学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随着‘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声音，自由派教授一个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 一八九四年，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他观察到当时的国人有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分布在城市边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蔡元培评论过：“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之范围……我国从前无所谓科学，无所谓美术，唯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

• 朱启钤说：执笔写文件的人，一看术语艰深，比例数字都繁复，写到文件上怕上司诘问起来，自己说不清，干脆就都删汰了。越这样，当官的越不懂，“一切实权落入算房样房之手”，想写多少写多少，“隐相欺瞒”。

• 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有资格说，我理解你。

• 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

•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

• 最理解他的人是他的学生。学生说过：“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家人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

• 他说过：“以为自己的名字能给别人力量，是最坏的一种幻觉或者邪教。”

• “我并不喜欢上网，网瘾只是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快乐，没有寄托。”

• 唯有完人才够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完人是没有的。

• 长空正滚滚过云，左边不远处是湖，风从湖上来，带着暗绿色的潮气，摇得树如痴如醉。更远处可见青山，两叠，浅蓝青蓝，好看得像个重影，当下此刻，避人默坐，以处忧患。 湖在脚下，乳白色清凉的雾里全是青草的味儿。没有人，听很久，茂密的草丛深处才听到水声。水无所起止，只知流淌，但总得流淌。山高月小，它要滴落，乱石穿空，它要拍岸，遇上高山峡谷，自成江河湖海。此刻这水正在平原之上，促急的劲儿全消，自顾自地缓下来，一个温柔的转弯推动另一个温柔的转弯，无穷无尽，连石头都被打磨得全是圆润结实，就这么不知所终，顺流而去。

《恶的科学》

• 在下手的那一刹那，窃贼眼睛里看到的恐怕只有目标（那枚戒指）了，那个小小的东西，能为他换来几个星期的粮食。挡在他和下一餐之间的只有那个女人的手指，所以它必须被斩断。那根手指当然是连接在一只手上的，但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便而已，

• 在我看来，你一旦把别人当作了物品，你的共情就关闭了。

• 我们还是要对共情下一个定义。定义共情有许多种方法，我的定义是这样开头的：共情就是我们放弃了单一的关注焦点，而采取了双重的关注焦点。

• 人的注意有时可以比作一只聚光灯，根据上面对共情的定义，我们的注意可以是单只聚光灯（灯光穿过黑暗，只照亮了我们自身的关切），也可以是两只聚光灯相互配合（同时也照亮他人的关切）。

• 共情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受，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受。

• 他用愤怒的声音答道：“在学校里欺负我的小屁孩，他们抱歉吗？我老板开除了我，他抱歉吗？我的邻居故意撞坏我的车子，他抱歉吗？那个混蛋死了，你问我是不是抱歉？当然不。他是自找的。他们个个这样对我，从没一个抱歉。我他妈的又为什么要对他抱歉？”

• 反过来降低人的共情。 沿逆时针走，圆圈上的第二个因素是威胁。

• 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时，罗尼·李·加德纳（被判处杀人罪）已经在美国犹他州被行刑队枪决。他身边的人都说他已经直面自己的罪行，成年后也一直在防止其他年轻人像他小时候一样遭受冷落和虐待从而走上犯罪道路。然而，虽然他有这样明显的悔过表现，犹他州的司法机关还是认为必须处死他。我作为外国人对一件事很感兴趣：即使在美国这样的现代国家，居然还能找到5名警官自愿出任行刑者，面对绑在椅子上不带武器的囚犯，他们居然能开枪将他射杀。更令我震惊的是，居然还有一位医生在罗尼的心脏位置放了一只圆盘、帮助行刑者瞄准。难道这位医生觉得自己是在尽医生的本分？那位判处罗尼死刑的法官、那些扣动扳机行刑的警察，他们的共情又在哪里呢？罗尼死后他的侄女哭了，在她眼里，罗尼是个受到大家喜爱的人。

• 艾哈迈德回答：“这样的悲剧必须结束，不然就会有更多像你我这样的父亲体会失去爱子的可怕痛苦。”

《原生家庭》

• 1. 让父母高兴是我的责任。
  2. 让父母自豪是我的责任。
  3. 我是父母的全部。
  4. 父母没有我活不了。
  5. 我没有父母活不了。
  6. 如果我对父母据实相告（我离婚、流产、喜欢同性等），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7. 如果我和父母抗争，我就会永远失去他们。
  8. 如果我告诉父母他们伤我多深，他们将永远不再理我。
  9. 我不应该说任何伤害父母的话，也不应该做任何伤害父母的事。
  10. 父母的感受比我的更重要。
  11. 和父母沟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样做不会有好结果。
  12. 如果父母可以稍稍改变，我的自我感觉会更好。
  13. 我这人太顽劣了，所以我必须补偿父母。
  14. 如果我可以让父母了解他们对我的伤害，他们会有所改变。
  15. 不管父母做什么，他们都是我的父母，我必须尊敬他们。
  16. 父母完全无法控制我的生活，因为我一直都在和他们斗争。

如果这些观念有四条以上适用于你，说明你仍然处于和父母的纠缠关系之中。你也许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以上所有的观念都具有自我破坏性。它们会阻碍你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它们加大了你对父母的依赖，剥夺了你作为成人的权力。

• 我在这里埋葬我对美好家庭的期待。我在这里埋葬我对父母的希望。我在这里埋葬我的幻想——我幻想童年时可以改变父母。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拥有理想的父母了，我为自己所失去的感到难过。但是我接受这种失去。希望我的幻想可以在此安息。

• “我难道不应该为自己的样子负责吗” 话已至此，你或许会想：“等等，苏珊，几乎所有的书和专家都告诉我，不要因为自己的问题去指责别人。” 胡说！你的父母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当然，你也要为自己成年后的生活负责，但是成年后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可控的经历形成的。 你无须为毫无防范之心的年幼的自己的惨痛经历承担责任！ 你要做的是，即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 父亲冲我大吼大叫是因为母亲跟他唠叨。 母亲酗酒只是因为孤独。如果当时我能多在家陪陪她就好了。 父亲打过我，但他不是真的想伤害我。只是想给我一点教训而已。 母亲对我不理不睬，是因为她自己的生活本就不幸。 我不能因为父亲骚扰我而责怪他。母亲不肯与他同房，而男人都需要性生活。 所有这些合理化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将不可接受的事情变为可接受的。表面看来，这似乎是起到了作用，但是，你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其实一直都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这么做只是因为……”

• 如果总是得不到父母的鼓励去做、去尝试、去探索、去掌握以及去承担失败的风险，孩子就总会觉得无助和不满足。在焦虑、胆怯的父母的过度控制下，孩子也会变得焦虑和胆怯，很难成熟起来。而当这些孩子步入青少年时期和成人期时，许多人仍然无法摆脱对父母一直以来的指导和管控的需求。于是，父母便名正言顺地继续对他们的生活横加干涉和操控，并常常成为孩子生活的主宰。 由于害怕不再被孩子需要，许多操控型父母会尽力维持孩子的无力感，并希望它永不消失。这些父母对于“空巢综合征”（孩子离家后父母不可避免要经历的一种失落感）有种病态的恐惧。所以，操控型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独立而感觉遭到背叛和遗弃，他们将家长角色与自己的人格紧密相连。 之所以说操控型父母十分狡猾阴险，是因为他们经常把操控伪装成关心。一些常见的说辞有“这都是为了你好”“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正因为我这么爱你”……其实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太怕失去你，所以我宁可让你生活在痛苦中。”

• 操纵型父母善于制造内疚，而弗莱德的母亲更是精于此道。

• 成年人之间成功的关系，不论是爱人还是朋友之间，很大程度上需要双方互不设防，彼此信任且开诚布公——而这些因素在酗酒家庭中早已遭到无情的摧残。所以，对许多酗酒者的成年子女来说，因内心极度矛盾而变得感情凉薄的人往往更具吸引力，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想象自己身处一段亲密关系中，同时又不必面对内心对真正的亲密关系的恐惧。

• 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那种感觉真的很好，那个家伙对我做出这种事情，他真是个混蛋，而我跟他一样罪不可恕，因为我竟然喜欢那感觉。 此前我也听过类似的故事，但再次听到还是很心痛。我把此前曾劝解别人的话又讲给特蕾西听： 喜欢这种身体刺激并没有错。你的身体喜欢那些感觉，这是生物的本能反应。但是你的身体产生快感并不表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的，也不表示你就是错的。你仍然是受害者。作为成年人，他有责任控制自己，这与你的感受无关。〔联系房思琪〕

•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住着两个人。在朋友们面前，我开朗友善。可是一回到公寓，我就成了彻底的遁世者。我会失控地大哭。我讨厌与家人交流，因为那样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你根本想象不到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有多辛苦。有时候我真觉得筋疲力尽。

•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以为告诉了母亲，至少她会找他谈谈。我真是太天真了。她几乎要崩溃了，泪流满面地对我说——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对我说的话：“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想要对我做什么？我和你继父一起生活了九年，我知道他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是一名牧师，大家都非常尊重我们。你一定是在做梦。你为什么非要毁掉我的生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费了多大劲儿才鼓足勇气告诉她这一切，而她却把矛头指向我。最后我还要反过来安慰她。

• 她是中间人。她会安排时间和地点，有时她甚至会在父亲侵犯我时帮忙用膝盖夹住我的头。我一直哀求她不要再让我做这种事情了，但她却说：“求你了，亲爱的，你就帮帮我吧。我满足不了他，如果你不去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出去找别的女人。那样我们就得流落街头了。” 我试着去理解这位母亲这么做的原因，但是，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样的行为放在任何母亲身上都是不可思议的。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不作声的同谋是把她们妻子兼母亲的角色转嫁给了女儿。这种说法在黛布拉的母亲身上是成立的，但是像她这般公然的角色转嫁实属罕见。

• 家庭就如同深沉的海，你无法从表面看透其内部的运作模式。你潜入海里越深，发现就会越多。当你小的时候，家庭就是你的全部。家庭教会了年幼的你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你才能够决定自己是谁、该如何与人相处。如果你的父母有毒的话，很可能你会做出如下自我评价： 我没法相信任何人。 我不值得被人关心。 我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些评价会将你引向失败，所以你必须改变它。改变一些早期的自我认知，你的人生轨迹也会随之改变。但是你首先必须明白，家庭体系对你的感受、生活方式和信仰的形成究竟有多大的影响。 记住，你的父母也有父母。有毒的家庭体系就像高速公路上的连环追尾，其恶劣影响会代代相传。这个体系并非你的父母所发明，而是从先辈那里继承的一整套逐渐累积而成的感受、规则、交流、观念。

• 当现实与有毒父母的观念相悖时，他们选择抗拒不接受。他们不但不愿做出改变，还不惜颠倒黑白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不幸的是，他们的孩子涉世未深，还不能分辨真正的现实和父母展示给他们的扭曲现实。长大后，他们便带着父母这种无可撼动的扭曲世界观步入了自己的成年生活。

• 如果说观念和规矩是家庭系统的骨骼和血肉，那么“盲目地顺从”就是驱动家庭系统运行的肌肉。 我们对家里的规矩盲目地顺从，因为不这样做，我们就背叛了家庭。与对家庭的忠诚相比，对国家、政治理想和宗教的忠诚在强度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们对家庭都十分忠诚，这种忠诚把我们和家庭系统，和我们的父母，和他们的观念紧密相连。正因为这种忠诚，我们去遵守家庭的规矩。如果这些规矩是合情合理的，就可以为一个孩子的健康发展提供伦理道德的框架。 但是，在有毒的家庭中，这些规矩的基础是扭曲的家庭角色以及对于现实的歪曲看法，盲目地遵从这些规矩，只能导致孩子毁坏性的、自暴自弃的行为。

• 盲目的顺从形成了我们人生早期的行为模式，也使我们的行为无法脱离这些模式。在父母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与我们对自己的期待和要求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距时，不幸的是，在我们的思想里，服从的压力常常要大过我们自己的需要和追求。只有认清我们潜意识里那些具有毁坏性的规矩，让它们现出原形，我们才能彻底抛开它们。我们首先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些规律，才能做出自主的选择。

• 健康的和有毒的家庭体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家庭成员作为个体，拥有多少表达自己想法的自由度。健康的家庭推崇个性、个人责任和独立，鼓励孩子发展自己的满足感和自尊心。 不健康的家庭不鼓励个人表达，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和有毒父母的思想、行为保持一致。这样的家庭制造了混淆不清的个人界限、不分彼此的家庭成员关系。在潜意识里，家庭成员对于自己和别人的界限、概念混淆不清，为了表示亲密，经常要压制每个成员的个性。

• 在这样一个关系过度纠缠的家庭里，你需要付出自我，才能换得偶尔的肯定和安全感。比方说，你可能不会问自己“今晚我很累，还要不要去见父母呢”，相反你会问：“如果我不去，爸爸是不是会生气然后打妈妈？妈妈是否会喝很多酒然后醉倒在地？他们会不会接下来一整个月都不和我说话？”你会问自己这些问题，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如果发生这些状况，你会十分自责。你做出的每个决定都会和你的家人纠缠在一起。你的感受、行为、决定不再是你自己的，你不是一个自主的人，你只是你的家庭体系的附属品。

• 他们的应对很死板，但却是他们熟知的方式，比如以下这些：

1. 矢口否认。如你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否认事实，拒不面对一直是有毒父母为重新获得家里平衡而采取的首选手段。这种手段分为两个方面：“一切都没问题”和“出了一些问题，但以后不会再发生”。通过否认问题，有毒父母将自己的毁坏行为或淡化、忽略，或一笑了之，或强词夺理，或重贴标签。重贴标签是否认的一种方式，将问题掩盖在委婉的说法中，例如将一个酗酒的人称为“社交饮酒者”，而一个实施家暴的人则被称为“厉行纪律的人”。
2. 推诿指责。这种应对手段也有两个方面：父母可能会因自己所承受的不快，以及因这种不快所引发的有毒行为而责怪孩子。例如，一个没能保住工作的父亲会责怪儿子懒惰懈怠；而一个酗酒的母亲则会说都是因为女儿，自己才会生气喝酒。有毒的父母经常采用这两种方式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需要找到替罪羊，而这个替罪羊往往是家里最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3. 强行阻挠。当父母中的一方不能履行职责时——比如父亲或母亲疯狂酗酒、生病、使用暴力，其他的家庭成员就会主动承担起拯救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这样一来，家里就形成了虚弱/强势、不好/好、生病/健康的平衡。如果不能履职的一方家长开始痊愈或者接受治疗，就会威胁到家庭的平衡，其他家庭成员（尤其是另一方家长）会不自觉地阻挠其痊愈或治疗，设法使家里每个人都回归到原来的角色。当一个问题重重的孩子开始进步的时候，同样的阻挠也会发生。我就曾目睹过，当孩子在心理治疗中日渐好转时，有毒的父母强行中断了治疗。
4. 三角关系。在有毒的家庭体系中，一方父母会将孩子作为自己的知己或盟友来共同对抗另一方父母。孩子被迫要在父母之间选择自己的立场，深陷不健康的三角关系，内心充满压力和痛苦。当母亲说“我和你爸爸在一起很痛苦”，或者父亲说“你妈妈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时，父母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只宣泄了他们心中的不快，却把孩子当成了情感的垃圾桶。
5. 保守秘密。秘密帮助有毒的父母将家庭变成一个私密的俱乐部，拒绝一切外来的访问。这样一来，家人间形成了紧密的联盟关系，尤其当家里的平衡受到威胁时，这种联盟会愈加紧密。当一个孩子和老师撒谎说自己身上的伤是摔下楼梯所致时，他正是在保护家里的联盟不受外界的干预。

• 我认为上帝想让我好起来，而不是想让我原谅。

• 我们可以原谅伤害过自己的父母，但应该在理清自己的情绪之后再来做这件事，而不是在之前。面对自己的遭遇，我们首先需要发泄愤怒，需要哀悼我们从未得到过渴望许久的父爱和母爱这一事实，不应该去弱化和抹杀曾遭受的伤害。很多时候，原谅和忘记，意味着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 当你把父母的感受当作你大部分人生决定的基础时，你正在放弃自己的自由选择权。如果在你心中，父母的感受永远占首位，那么你的人生也将由他们驾驭。

《忽然七日》

• 请相信我：我知道身处“受欢迎”圈子以外的感受，我人生的前一半时间是在那种状态下度过的，那时的我处于底层的底层，低端的低端，深知与人抢夺残羹冷炙的滋味。

•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柔和了，所有的色彩都在一起旋转。

• 这里闻上去像我童年的味道，但我无法在记忆中找到它的位置。

• 某个看上去像琳赛的家伙经过我身边，眨眼间她的嘴巴就扭曲起来，嘴唇像烤化了似的耷拉下来。他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 过了一会儿，挠门的声音消失了，“泡菜”最终意识到它进不来，我听见它的爪子碰在门上，接着一溜烟跑掉了。我从来没有觉得如此孤独过。 我哭了很长时间，一个人居然有这么多眼泪，真是奇怪。可能我把全身的水分都哭出来了吧。 然后，我陷入了无梦的睡眠。

• 愤怒和无畏都不见了，只感到疲惫。

• 宛如蜂鸟扇动翅膀。我觉得自己快要浮在半空中。“我是不是伤到了你的心？” “好了。”他低下头，胡乱拨弄着自己

• “我没法喜欢上你，这不是我的错，好吗？我每天早晨起来，可不会认为世界是个什么闪闪发光的天堂，好吗？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不认为自己能改变。”我想说，我不认为“它”能改变，但是，却没有真的说出来，我一下子变得快要哭出来，得使劲屏住呼吸才能把眼泪憋回去。我转过身去，怕肯特看出来。接下来是一段短暂的沉默，但似乎这种沉默会永远持续下去。肯特拿手碰碰我的胳膊肘，我感觉似乎像被鸟的翅膀什么的刮了一下，就是这么一次小小的接触，都会让我打冷战。

• 我灌了一大口啤酒，只希望自己烂醉如泥，我想让整个世界都消失。我又喝了一大口酒，啤酒很冰，但尝起来像发霉的水。

• 人们的声音在黑暗中都会变得柔和，真是奇怪，他们好像不由自主地这样做。

• 这间屋子的一面墙上几乎全是窗户，朝向门前的草坪。房子外面，是一片银色和霜冻交织的世界，所有的树都裹了一层冰，看上去似乎是用石膏做的。我禁不住想，世界上的每样东西——我深陷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只是复制品，是对真实事物的拙劣模仿。我坐在地毯上——恰好位于一片正方形月光的中央——开始哭起来。第一声抽泣听上去几乎是在尖叫。

• 我开始思考时间，想象着它是如何移动、消逝和永远向前奔流的，秒变为分，分变为日，日变为年。时间是一条只朝着一个方向永恒流动的河，我们都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在河里游泳，借着河水的力量前进。 我的看法是：也许你经得起等待，也许对你来说，还有一个明天，或者有一千个明天，甚至三千个，一万个，有这么多时间供你驱遣，它们好像你手上玩着的硬币，有那么多时间供你浪费。 但是，对于我们中的某些人来说，只有今天。

• 我知道她希望我说“是的”。这些年来，有句话似乎成了我们家的流行语——“萨姆想一个人待着。”想吃饭吗？我会拿到自己房间去。你去哪？我只想一个人待着。我可以进来吗？让我一个人待着，离我远点。我打电话时不要和我说话。我听音乐时不要和我说话。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 不过，你死了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猜死去之后躺在那里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孤独的事情。

• 人一旦改变起来，是很奇怪的。比如，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马、快餐和鹅头角——一旦时过境迁，我就对它们失去兴趣，它们在我心中的位置被朋友、聊天软件、男生和衣服所取代。想来有点悲哀，似乎人是没有长性的物种。似乎当你到了十二岁或者十三岁，或者任何不再是小孩，成为“年轻的成人”的年龄，就和过去一刀两断。也许，你的快乐会少很多，甚至更糟。

• “我曾经整个夏天差不多都躺在这里，”我告诉她，“只是盯着天空。” 她仰面一躺，也望向天空，“我敢打赌，这样看到的东西可没怎么变，对吧？” 她说的真是大实话，我差点笑出来，她是对的，当然。“对，看上去和原来一样。” 我想自己发现了一个秘密：如果你希望事物变回原来的样子，只要抬起头来向上看就可以了。

• 但是这房子看上去仿佛正在膨胀，里面的人很想逃出来，似乎房子的每一处接缝都会突然裂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所绝望的住宅。

• 想想很奇怪——那些小纸片还有上面的只言片语，半是赞美半是挖苦的句子、各种承诺和希望什么的，永远无法诠释整个故事，连一半也不能。一间装满赠言的屋子，虽然接近真实，却并不真实。每张卡片都捆在一枝玫瑰的枝子上，好像半片蝴蝶翅膀。

• 我想起曾经和琳赛看过的一个老电影，片子里的主要角色正在谈论当你做爱的时候，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你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既然我没有过第一次，所以并不是专家，但是，我猜想这跟生命中的大多数事情的道理是相同的——最后一个吻、最后一次笑、最后一杯咖啡、最后一次看日落、最后一次跳过洒水器、最后一次吃卷筒冰淇淋或者伸出舌头接住一片雪花。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无处停歇》

• “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之前那条河流，而他也不再是之前的那个人。”

• 其他你认识的人，好像很容易就做出改变了，对于他们而言，走上事业巅峰、买房、搬到另一座城市、恋爱、结婚、离婚、领养流浪猫，最终有了自己的孩子，再把这一切都精心记录在互联网上，等等，这些都没有任何问题。真的，他们看起来毫不费力，他们的生活就像修筑高楼一样，每一个珍贵的瞬间都顺理成章地堆放在你的眼前。

• 鲑鱼吗？那我呢？我又比什么重要？

• 关于成年人，我现在明白了一件事情：没有哪个比少年人更酷了。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的眼神依旧是清澈的，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去了解这个浑浊世故的世界。人们总说，在他们上大学或是二十岁之前，或是一切错误被纠正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这么酷过。其实，当我们走过少年时期，游戏就已经结束了，后面的日子，不过是提着一口气坚持到阳寿耗尽。因为我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所以我知道我比这些男人都要强。

• 我这才意识到，一直以来我并不曾了解过她的生活境况，在我沉沦于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时，在我蹉跎岁月、无病呻吟时，竟鲜少见证她的人生。在我眼中，英迪格的人生就像一座结构精密的建筑，一直都是优雅而精致的，拥有倾世的美丽，令人望之而不可即。而我的呢，就像一锅乱炖，情绪、感受和一堆酸涩的回忆胡乱堆放在一起，任岁月的火候潦草烹煮。那里有太多艰辛，太多焦虑，太多无法言说的五味杂陈，可你真的品尝过那种滋味吗？不妨尝尝看吧，很美味的。

• 我没有跟她透露任何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我的那些约会，我有多讨厌我的工作；每天的工作如何使我的灵魂逐渐褪色；最近我哥哥在电话里听上去有多悲伤；比起看上去的风平浪静，我有多么思念我死去的爸爸；我有多想念我的妈妈，但纽约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她留恋的了，她也断不会再回到这里来，种种这些我都没有跟她说。

• 我们又叫了好多酒，我发短信给我的老板，跟他说今天剩下来的工作，我打算在家里完成，他很快便回了过来，说道：“你最近经常这样吧？”我差点就回他：“你不也是吗？”不过后来我改成了：“大家不都这样吗？”我努力抑制心里的蠢蠢欲动，多想痛痛快快地给他发一条：“来啊，想做什么尽快来呀，炒了我呀！”就好像希望他干脆回复：“你知道吗，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但“事与愿违”，他发过来的短信写道：“的确如此。”危机就这样解除了，可明天我还是要去工作，所以我到底赢得了什么？

• 几周后，下雨了，夏天的雨，猝不及防地来势汹汹，但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像这样把天气变化当回事。雨水如珠帘般飘下，打在我身上，我的头发被温柔的夏雨浸湿了，不由自主地卷曲着，皮肤也湿答答的，性感十足。我开心地穿梭在雨幕里，乐开了花，那天我赶工至深夜，虽然并不在乎那个项目的最后期限，但我还是把它完成了，做完收尾工作之后，感觉晕头巴脑的，我再也不用考虑那个项目了。也许，那也是我最后一次做那样的项目了，我想到了辞职，想象着自己的新生活，这场令人惊喜的夏雨，让我看到了自己可以拥有的截然不同的未来。

• “还有，你知道吗，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是地狱。你知道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话，那么这些规则对你就都不好使！你知道吗，做一个成年人其实很容易——他们那种成年人——如果你选择一种自由的方式生活。比如，要是你是一个男人，你生活在西方世界或者说你是一个白人，或者说你很富有，所有这些都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所有的机会都摆在那里，唾手可得，如果你想得到它们，你就能得到，就能成为你想成为的那种人。但如果你不是白人，或者你是个女人，或者说你是个穷鬼，抑或你在一些可怕的地方生活，那你就会被命运蹂躏，被生活踩在脚下。这就是为什么我爱你的母亲，安德烈娅，因为她一直在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抗争。” 他提起了我的妈妈，我们之间那层朦朦胧胧的隔阂瞬间云开雾散，真相就是那样，除了这次对话和这趟地铁，我们家所处的现实世界的确存在。

• “也有可能，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些都完全不可靠，就好像那该死的生活——请原谅我粗俗的表达——随时会在你的面前分崩离析，比如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爱情，所有你好不容易构筑起来的这一切，都有可能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瞬间崩塌。如果你誓死守护的某个东西，从你的生命中彻底消失了，你要怎么办？你要如何把剩下的部分重新整合，如何从长计议？”

《情绪勒索》

• “发生了什么事，让我愿意拿我的人生去满足别人？”

• 之所以能够开始“情绪勒索循环”，也代表你愿意接受情绪勒索者的勒索手段；你愿意提供你的资源，以满足他的需求，借此安抚你心中的不安，换取内心暂时的平静。 不要忘记：唯有你接受勒索，这场交易才会成功。

• “做自己，是一种错误的事。”

• 这也是情绪勒索者的一贯做法：“要求你为他的情绪负责。”

• 维仑开始会逼迫薇婷做一些并非她的工作内容，而比较像是维仑自己分内工作的事情，甚至会提出许多要薇婷额外出差、加班的需求。 当薇婷面有难色，或想要拒绝时，维仑察觉到薇婷的反应，就会说出：“你才刚开始工作，对于工作应该要全力配合，多累积一些经验……你知道你能够进来我们公司，真的很幸运，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你应该要好好珍惜。” 甚至，他还会对薇婷说：“你不多努力一点，是很容易被替代的……外面竞争很激烈，能领22k「新台币」，你应该要满足了！

• 当薇婷面有难色，或想要拒绝时，维仑察觉到薇婷的反应，就会说出：“你才刚开始工作，对于工作应该要全力配合，多累积一些经验……你知道你能够进来我们公司，真的很幸运，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你应该要好好珍惜。” 甚至，他还会对薇婷说：“你不多努力”

• 也就是说，身为情绪勒索者，他们非常擅长做一件事情：贬低你或你的能力（自我价值），引发你的罪恶感，以及剥夺你的安全感。

• 当情绪勒索者发现你不愿意满足他的需求时，他会使用一些方法，让你感觉自己的判断力有问题。甚至，他们会让你感觉，如果你不按照他的方式做，是你的错，是因为你的个性有缺陷、判断能力不够、太过懒惰、能力不足……他们会使用各种方法，让你怀疑自己的“感受”是错的、是自己不对，还会用各种理由美化他们自己的需求，以展现“他们是对的”。 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据理力争，极力想说服你“相信他们是对的，而你是错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们可能是个权威（上司、父母、老师……），因此当他们“非常肯定地”否认你的感受，甚至贬低你的性格、能力或判断力时，你可能也会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是否正确”，而觉得他们说的“有可能是真的”。 你可能就会这么想：“我不按照他的需求去做，就是我不好；他的判断可能是比我更正确的，我的感觉可能是错的。

• 而在情绪勒索者试着贬低我们，让我们失去了自我肯定、自我信任的能力后，“引发罪恶感”成为加深我们“觉得自己糟糕”的“感觉放大器”。当我们被贬低，又在他们的言语中，戴上了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应该怎么才对”的大帽子，那种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让别人失望”、“自己很不对”的感觉，会使我们感觉很差、非常焦虑，甚至让我们动弹不得。

• 但如果遇到情绪界限不清楚，或是将“拒绝小孩需求”作为“惩罚”，将“答应小孩需求”作为“行为奖赏”的父母或照顾者；甚至，如果这个照顾者，对于小孩的需求有求必应，甚至帮孩子“避免”许多挫折发生的可能性，打造出一个“无菌环境”时……如此，小孩对于“自己的需求被拒绝”这件事，就可能会变得敏感，甚至会在被拒绝的当下，感受到强大的失望、情绪失落与痛苦。

• 你可能会不停地努力达到他的要求，只为了获得对方的肯定与暂时性的赞美。一旦对方贬低你，或是说出“我是为你好”，你可能就会忍不住相信，然后按照他的方式去做，只为了得到对方说一句：“你做得很好。”

• “孝顺”文化与对“权威”的尊崇 “你要听话，不要忤逆师长。” “你为什么就是要跟爸妈作对。真的是很不孝。” “你要孝顺，要尊师重道……” 这些话，对于你、我而言，是否耳熟能详？ 华人社会，由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很在乎“孝顺”。“孝顺”这两个字，相信每个人都琅琅上口，但是“孝顺”是什么？那就见仁见智了。虽然“孝顺”似乎难以定义，但是“孝顺”在传统文化中，毫无疑问被认为是“美德”的一种，甚至社会还会选出“孝悌楷模”来加以嘉奖。 但既然“孝顺”是如此难以定义，那么，父母心中的孝顺是什么呢？在许多五六十岁以上的父母眼中，“孝”就是“顺”，好像有“顺”才有“孝”。所谓的“顺”，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顺从爸妈的想法与意见”，就是“听话贴心”，也就是说，“孝顺”的标准与定义，是由父母决定的。 在这个文化架构下，对于某些父母而言，孩子“够不够听自己的话”，就决定了孩子是否“有美德”，是否“孝顺”。 对这些父母而言，或许，自己的爸妈以前也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因此，期待孩子“顺”已经变成一种习惯；尤其从小到大，长期跟孩子的互动，都是比较权威式的“上对下”的要求与命令：“我说的、做的都是对的，你要按照我的要求做。” 只是，随着孩子长大，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事业与专业知识。这样的父母，其实缺乏跟长大的孩子互动的方法知识，于是，还是用过去与孩子互动的习惯方式：害怕孩子受伤，希望孩子照着自己希望的路或方法做。这样，父母才会觉得安心，觉得有安全感，觉得“这样比较好”。 但是，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也有自己的样子。当父母无法习惯，也无法接受时，“我养你这么大，你居然这样回报我”这类情绪勒索的话就容易出现，而孩子也会碍于因为该“孝顺”的罪恶感，使得自己与父母陷入情绪勒索的循环中。 有时候，这种社会对“孝顺”的推崇，不只绑架了孩子的自主性，也扼杀了父母了解孩子的机会。 因为“孝顺文化”，有些父母对于孩子应该如何顺从，有太多“应该”的想象，使得父母有时无法抛下自己身为父母的权威、尊严与面子，认为“我是父母，我为你好，所以你听我的是应该的”，却忽略了孩子也是一个“人”。身为人，他当然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想法，可以有需求、有感受，这些都是应该被尊重且在乎的。 这样的互动，其实有时也可以在师生关系中观察得到。与“孝顺”文化类似的，还包括“尊师重道”等文化思想。传统文化中，普遍对于“权威”是尊敬且信任的。 所谓的“权威”，不论是父母、老师、长官、上司……有时候，我们社会似乎默许权威、上位者，能够对下位者（子女、学生、下属……）有一些严厉的词语或要求，甚至是威胁、是勾起你的罪恶感、是福利的剥夺。有时我们甚至认为，权威者对于非权威者的要求或言语责备，就算过分，也是训练，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都时常听到“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爱之深，责之切”…… 即使，这些要求或话语，可能损及一个人的尊严、自信，甚至剥夺其快乐与活下去的力量。 要怪罪这些权威者吗？那倒不是，而是需要去理解、去检视。了解在过去与现今的教育中，我们如何对于权威的推崇与过度信任、对于孝道文化的过于认同，甚至“沦为表面”的状况。 我并非要全盘否定“孝道文化”、“尊师重道”等传统文化概念；只是，需要去深究的是：这些文化概念所代表、传达的意义，并非表面上的“老师说的话都要听”，“爸妈都是为我好”，“要听话才是好孩子”而已，它所代表的，是不忘本、是感恩、是追本溯源的核心概念。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些文化架构下，有一个“关于人与人相处”的重要概念，是不能被忘记的，那就是： 彼此身为一个人，有需求，也有感受，应该要被尊重、被理解，而不是被用“你应该”的教条压抑，使得两人互动，却只有一个人的声音。 对于权威者与非权威者而言，两者其实都算是这种“表面儒家文化”的受害者：非权威者被压抑、被忽略、无法被尊重，甚至被勒索；而许多权威者，也只学会用这样的方法，去得到想满足的需求，却没有好好学过另一种沟通方法：理解对方，并且将自己的需求传达，而后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妥协方式。 我认为这个文化背景，更是使得“情绪勒索”在华人社会如此常见的原因。 或许，读到这里，对于情绪勒索的样貌，你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要如何摆脱情绪勒索呢？我认为在讨论“方法与技巧”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部分，是我们深陷情绪勒索其中的人，都需要知道的重要概念，那就是： 唯有提升自我价值感， 才是让你能够不再深陷“情绪勒索”的护身符。

• 那什么是“自我价值”呢？ “自我价值”，代表对自我的评估，接纳，以及尊重自我的态度。也就是说，肯定“自我价值”，指的是： 我肯定我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价值”；我相信，我不需要总是得做到什么，或证明什么，才代表自己是有价值的。就算我有一些缺点，或是我还做不到什么，甚至我有时候会失败……但我都相信，这些事情，是因为我“没做好”，而不是“我不好”。只要我好好努力，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好，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失败，就怀疑自己存在于世界的意义。 也就是说，你愿意相信： 我的存在，就是我的价值所在，我并不需要费力去证明什么，做到什么。我的存在，就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 如果你有这样的特质：即使你客观能力再好，你可能都“不觉得自己很好”，都“觉得还好”。但偏偏，每一次的“成功”就是你对自己的标准，因此别人时常觉得你“高标准”、“完美主义”。你也发现，你时常被你的焦虑绑架，没办法停下来不要求自己。 这样的你，可能很习惯自我怀疑，也很希望获得他人肯定，尤其如果那个人，是个“权威”：他可能是你的老师、教授、主管、某行业的专业人士…… 如果，他有些要求，而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情绪勒索的方式：贬低你的能力、让你有罪恶感等，习惯自我怀疑与希望获得别人肯定的你，可能就会因此忽略你自己的意愿，努力去达成他的要求与期望。

• 如果你达不到标准，或是不小心失败了，你就会觉得“自己好糟糕”，认为问题就是出在自己身上。如果你成功了，你可能会跟自己说“应该的”，或认为是因为运气好，或只是因为“我比较努力”，没办法好好肯定做到这些事情的自己。

• 你能不能爱这样的自己？能不能对自己说： 嘿，你做得很好，你辛苦了。你就算什么都不做，我仍然觉得你是有价值的。我爱这样的你。 我爱这样的自己。 这些话，是你面对情绪勒索者质疑的勇气来源。

• 只有我自己，可以定义我自己。

• 如何相信自己够好？ 或许，在看到“相信自己够好”的文字时，你可能内心闪过：“我知道，但要怎么做到？我就是做不到这件事。”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想邀请你感受一下：“你平常都是怎么对自己说话的呢？” 多半是鼓励的语言，还是指责、挑剔的语言？ 如果你发现，你对自己说的话，时常是挑剔、责怪、指责的语言。那么，你很难相信自己够好。 怎么说呢？ 请你想象一下： 如果，有一个孩子，他身边的大人，不论是他的父母、老师，总是挑剔他，认为他不够好，时常严厉地责骂他，挑他的毛病。 即使他的外在表现很不错，你认为他有没有自信？他会觉得自己够好吗？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答案是否定的—— 不管这个孩子外在表现再好，他都很难相信自己够好，也难以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他总是会自我怀疑，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好。

• 尤其是：我们总是知道，说什么话会最让我们自己在意，最让我们自己受伤。 而我们会这么对待自己、对自己说话，很多时候，是将过往童年时大人对我们说的话，包括父母、老师等，学了起来，内化成我们内心的语言。 讽刺的是，我们痛恨他人如此挑剔、指责我们，但我们却又下意识地认为：“唯有如此严厉地对待自己，我们才会进步。” 在这种语言的“洗脑”下，我们不觉得自己够好，也不相信自己够好。 所以，如果你愿意开始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己，请你练习辨识自己习惯对自己说的话，是不是一些负面的语言？ 如果是，请停下内心对自己的挑剔与责备，告诉自己： 我已经努力做得很好了，我不需要这样挑剔、 责备自己，我也能做得很好。

• 对孩子而言，“因为我不够好，我做错事了，所以我将使父母生气，甚至失去父母的爱”。天啊！还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事情吗？ 而父母生气责备自己做错事，却毫无询问孩子是否觉得痛的反应，也让孩子觉得：自己受伤会痛的感觉，好像“不重要”，甚至是“不允许”的。因为“谁叫你做错事，会痛，是你应得的惩罚”。

• “原来，会痛，是我的错”，这感觉实在是太糟糕、太糟糕了。这种糟糕的感觉包括：原来我的感觉是不被在乎的；原来我是否做错事、是否成功/失败的重要性远大于我的感受；原来，我的成功与否，比我这个人还有价值；原来，我做错事，是因为我很糟糕。 为了抵挡这种觉得“自己做错事”接连而来的“很糟糕”的感觉，只好把自己的感觉封闭；或是，为了不想再次感受这种“很糟糕”的感觉，他们干脆把标准变高，以免又被别人责备。

• “大人要我们不要这么做，却不想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做。” 于是，我们不被鼓励独立思考、重视自我感受，我们被教育成：按照别人的需求去做，才是对的，才是被允许的。

• 好像我需要“够乖”，才能被这个社会所接纳。

• 或许，在过往的经验里，你没有机会当一个“不够听话”的孩子。但是，现在的你，已经长大了，你是否愿意给自己勇气与机会，让自己摆脱“应该要当听话的孩子”的价值观，让自己能够展现更多“真实的自己”呢？ 当“真实的自己”得以展现，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可以被看见，被自我接纳，你就会更有勇气，让别人看到这样的你，而且更有机会，遇到愿意接纳、支持“真实的你”的人。

• “你需要做得更好。” “如果你有能力做到这样，那你应该更努力做到那样，否则就是你不对、不够努力。”

• 我们不被允许满足于自己做得好的部分，因为这样太过“自满”，不会“进步”。 我们被要求应该要一直“自省”，一直挑错，直到无可挑剔为止。 问题是，永远不会有无可挑剔的一天，因为“好，还可以更好”，因为“永远不够”

• 这种“必须完美”的念头，或许让他事事要求高标准，让他达到了一定的事业成就，却也让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尝试一些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他并不确定：“如果去尝试这些我喜欢但不熟悉的事情，我真的有能力达到目标吗？我是否还可以完美？” 如果我不完美，大家或许就觉得我糟糕、不够好。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 而且，“完美主义”这个词，在这社会中，其实是褒义大过贬义的。躲在这个词后面，就可以不用直接面对那些“不确定的挑战”可能带给自己的不安与无能感，也不必面对那些可能让我们感觉“自己不够好”的脆弱情绪。 尤其是，执行“完美主义”，其实能让我们觉得有些许的“控制感”，那就是：“当我已经把自己挑错到极致、做到完美时，这也代表你没有机会可以嫌我，或说我不好。” 这就是“完美主义”最棒的功能：让我不用总担心别人觉得我不够好，所以我要未雨绸缪，先准备好最完美的状况。

• 偏偏，那个“可能犯错的自己”，其实是最真实而勇敢的，那个“完美的自己”，是一个符合社会期待，戴着面具与盔甲的“假我”。

• 在过往经验中，我们甚至被这样的教育文化养成一个习惯：“‘权威’有资格决定我们的价值。” 所以，当我们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甚至“重视自己的感受与需求”，而却与“权威”相悖时，我们很可能会担心“权威”的评价和看法。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因为“权威”否定了我们的想法，或是，否认我们的感受，因而感觉痛苦不已。 痛苦的是：理性来说，我不认为“权威”的否定是正确的，但长久以来的习惯，又让我觉得，好像不按照“权威”方式做的我，是不对的。我的感受，也好像是错的、该被抹杀的。

• 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在这样的位置上，被要求、被规定、被责难。 于是，就好像“权威”永远是对的。在“权威”的要求下，我们就像在食物链的底端，不能做自己，也不能违抗权威的要求，否则就是“不识好歹”、“自以为是”；甚至，我们连“受伤的感觉”似乎都不能有，我们需要合理化自己的痛苦，“理解”对方不合理的要求，过度严厉，甚至人身攻击的言词与责骂，都是“为我们好”，因为“棒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而且“爱之深，责之切”。

《动物农场》

• 上帝给了他尾巴来赶苍蝇，但他宁愿既没有尾巴也没有苍蝇。

• 我只想重复一遍，永远别忘记你们的责任是与人类及其所有生活方式为敌。

1．凡用两条腿走路的都是敌人
2．凡用四条腿走路或者有翅膀的都是朋友
3．任何动物不得着衣
4．任何动物不得卧床 —— 任何动物不得在铺被褥的床上睡觉
5．任何动物不得饮酒 —— 任何动物不得过量饮酒
6．任何动物不得伤害其他动物 —— 任何动物不得无缘无故伤害其他动物
7．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 最愚蠢的问题是白色母马莫莉提出来的。她向雪球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造反之后还有糖吃吗？” “没有，”雪球坚定地说，“我们这农场没办法制造白糖。再说你也不需要吃糖。到时燕麦和干草会随你吃个够。”
  制造需求

• 这三头猪更艰巨的任务是揭穿摩西散布的谣言。这只被驯养的渡鸦特别受琼斯先生宠爱，他是个间谍，喜欢造谣，不过他的口才也很好。他宣称他知道有个神秘的国度叫做糖果山，所有动物死后都会到那里去。那国度在天上某个地方，云层再往上一点，摩西说。在糖果山，每周七天都是礼拜日，苜蓿四季常青，糖块和亚麻籽饼就长在篱笆上。农场的动物讨厌摩西，因为他既说谎又不工作，但有些动物认为糖果山真的存在，三头猪只得费尽口舌来说服他们相信这个地方是子虚乌有的。
  宗教？摩西？ Prophet？ 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实际上摩西在后文出现也相当有意思： click here 」

• 他们走下楼梯时发现莫莉不见了。其他动物只好回去找，却看到她停留在那间最漂亮的卧室里。她从琼斯太太的梳妆台上拿起一条蓝丝带，把它放在肩膀上，正在对着镜子顾影自怜，看上去特别愚蠢。其他动物严厉地责备了她，随后都走出来。

• 猪并不亲自动手，而是负责指导和监督其他动物。他们见识较为广博，自然要承担领导的重任。

• 牛奶神秘消失的事情很快真相大白。原来牛奶每天都被搅进猪食了。早熟的苹果这时已经红透，果园的草地上掉得满地都是。动物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苹果应该大家平分，可是有一天上头来了命令，要求把掉下来的苹果都捡起来，送到马具间专供那几头猪食用。别的动物对此不无微词，但是没有用。所有猪完全同意这种做法，甚至连雪球和拿破仑也不争执了。尖嗓客被委派去向其他动物解释。 “各位同志！”他大声说，“你们不会以为我们猪这么做是出于私心和享用特权吧？其实很多猪是很讨厌牛奶和苹果的。我自己就很讨厌。我们吃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维护我们的健康。同志们，牛奶和苹果的营养成分对猪的健康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已经得到科学的证明。我们猪是脑力劳动者。管理和组织这座农场的重任统统落在我们肩上。我们日夜为你们的幸福而操劳。其实我们喝牛奶、吃苹果，都是为你们好。如果我们猪履行不了职责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到时琼斯会回来的！是的，琼斯会回来的！”说到这里，尖嗓客身体左右摇摆，尾巴晃来晃去，几乎声嘶力竭地说：“同志们，你们当中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回来，对吧？”
  是的，琼斯会回来的，只不过是另一个他

• 他们俩彻底被动物农场的造反吓坏了，提心吊胆地阻止他们自家的动物去了解这件事。起初他们强颜欢笑，假装对动物自行管理农场的想法嗤之以鼻。这种情况不到两个星期就会结束，他们说。他们散布谣言说里甲农场（他们坚持称其为“里甲农场”，不肯使用“动物农场”这个名字）的动物不停地自相残杀，而且很快就会饿死。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动物显然没有饿死，弗里德里克和皮尔金顿改变了说法，开始谈起动物农场盛行的各种可怕而邪恶的做法。他们说那里的动物弱肉强食，用烧红的马蹄铁相互折磨，还实行共妻主义。这就是违背自然法则的下场，弗里德里克和皮尔金顿说。

• “我不想杀生的啊，哪怕是人我也不愿杀害，”拳击手喃喃地说，他的双眼充满了泪水。 “别伤感了，同志！”雪球大声说，他的伤口仍在滴血，“战争就是战争。人只有死了才是善良的。”

• 全体动物一致同意设立军功章制度，并授予雪球和拳击手“一等动物英雄”勋章。

• 本杰明是唯一两派都不参加的动物。他既不相信食物会变得更多，也不相信风车能节省劳力。不管有没有风车，他说，生活总是会继续的——继续像以前那样糟糕透顶。
  还是当本杰明好

• 雪球的方案终于画好了。在随后那个礼拜天举行的大会上，大家就是否应该开工修建风车进行表决。全体动物在大谷仓会合，雪球站起来阐述他支持修建风车的理由，不过被绵羊的咩咩叫打断了好几回。然后拿破仑站起来回应。他非常镇定地说，修建风车是无稽之谈，他建议大家不要投赞成票，说完就匆匆地坐下了。他发言的时间不到三十秒，似乎完全不在意听众的反应。这时雪球站起来，先是喝令又开始咩咩叫的绵羊保持安静，接着发表了一通激情澎湃的讲话，说明风车的种种好处。这时双方的支持者势均力敌，但片刻之后，雪球的雄辩改变了局势。他用迷人的句子描绘了动物农场在动物们摆脱苦役之后的辉煌前景。他的想象力已经远远超越了铡草机和切洋葱器。电力，他说，可以驱动机器完成脱粒、犁地、耙地、碾压、收割和捆草的工作，到时候每个厩房除了有单独的电灯之外，还会有热水、冷水和电暖器。等到他结束演讲，投票会有什么结果已经毫无疑问。但就在此刻，拿破仑站了起来，用奇怪的眼神瞟了雪球一眼，发出一声以前谁也没听见他发出过的呼啸。 呼啸声刚起，外面立刻传来一阵可怕的吠叫，九条戴着铜颈圈的大狗冲进了谷仓。他们直接朝雪球猛扑过去，雪球转身就跑，差点没能逃脱他们的利齿。瞬间他已夺门而出，几条狗则在后面紧追不舍。全体动物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纷纷挤到门口去看这场追逐。雪球正在穿越狭长的牧场，向着大路飞奔。他以猪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逃命，但那些狗眼看就要追上他了。突然间他脚下打滑，似乎必定会被他们逮住。接着他又站稳，以更快的速度奔跑，然后那些狗又渐渐追近。有条狗张开嘴巴去咬雪球的尾巴，但雪球及时地甩动它，逃过了一劫。紧接着他使劲向前猛蹿，堪堪摆脱狗群的追杀，从篱笆上的破洞逃得再也不见踪影。

• 大家发现他们朝拿破仑摇尾巴的样子，和从前别的狗向琼斯先生摇尾巴的样子是相同的。
  看，琼斯先生的灵魂还在，不是吗？

• 他宣布从现在开始，礼拜天早晨的大会正式取消。这些会议既多余又浪费时间，他说。以后所有和农场劳动相关的问题，将交给由猪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他会亲自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这些猪将会举行不公开的会议，会后再把他们的决定告知其他动物。动物仍将在礼拜天早晨举办升旗仪式，合唱《英格兰的牲畜》，并接受随后一周的工作任务，但再也不会进行讨论。

• “各位同志，”他说，“我相信这里每只动物都会感激拿破仑同志牺牲自己的时间，承担起额外的工作。同志们，别以为当领导是一种快乐！恰恰相反，那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没有谁比拿破仑同志更加坚定地相信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他巴不得让你们自己去做决定。但你们有时候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同志们，到时我们该怎么办呢？假如你们决定追随雪球，拥护那荒唐的风车——雪球其实是个罪人，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 “他在牛棚大战中表现得很勇敢，”有只动物说。 “勇敢是不够的，”尖嗓客说，“忠诚和服从更加重要。说到牛棚大战，我相信终有一天大家会发现，雪球起到的作用被夸大了很多。纪律，同志们，铁一般的纪律！这才是今天的口号。踏错一步，敌人就会欺压我们。各位同志，你们不会想要琼斯回来吧？”
  卧艹，人（zhū）心难测，等等，怎么这剧情似曾相识啊

• 从此以后，除了“我会更努力工作”这句座右铭之外，他又多了个信条：“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

• 动物们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尖嗓客讲得头头是道，再加上三条陪他来的狗又非常凶狠地咆哮着，他们也就接受了他的解释，没有进一步提出质疑。
  愚民政策的重要性？

• 春季和夏季他们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到了八月，拿破仑宣布礼拜天下午也需要劳动。是否参加纯属自愿，但不参加的动物要被扣掉半数口粮。

• 某个礼拜天早晨，当动物开会准备接受任务时，拿破仑宣布他制定了新政策。从现在开始，动物农场将会与邻近的农场做生意：这当然不是为了牟利，而只是为了获取紧缺的物品。

• 假如还需要更多钱，那就只能再卖些鸡蛋了，因为威灵顿总是有市集的。拿破仑说，母鸡应该乐于做出这种牺牲，这是她们为修建风车作出的特别贡献。

• 事后尖嗓客到农场转了一圈，安抚动物们的情绪。他向大家保证，反对做生意和使用金钱的决议从来就没有被通过，甚至谁也没提过这样的议案。这纯粹是大家想象出来的，追究起来的话，可能是当初雪球散布了谎言。有几只动物还是将信将疑，但尖嗓客奸诈地问他们：“各位同志，你们敢肯定这不是你们做梦时梦到的吗？你们有这项决议的记录吗？这项决议写在哪里呢？”确实并不存在关于这项决议的文字记录，于是动物们都觉得是他们弄错了。

• 拳击手像以前那样说了句“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就忘了这回事，但苜蓿清清楚楚地记得有条规矩是反对睡床铺的，她走到谷仓末端，想要读懂写在上面的七大纪律。她发现自己只能读单个的字母，于是把穆丽埃找来了。 “穆丽埃，”她说，“请读第四条纪律给我听。难道它不是说不能在床铺上睡觉吗？” 穆丽埃有点吃力地辨认着那句话。 “上面写着‘动物不得睡有被单的床铺’，”她终于读出来了。 苜蓿觉得很奇怪，她不记得第四条纪律有提到被单；但既然墙上是这么写的，那事实肯定就是这样。尖嗓客这时恰好从附近走过，身边跟着两三条狗，他正确地解释了这件事。 “各位同志，”他说，“我们猪在主楼睡床铺的事情，看来你们已经听说了？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们不会以为有反对睡床铺的规矩吧？床铺只是个睡觉的地方啊。正确地说，厩房里的一捆稻草也是床铺。只有反对被单的规矩，因为被单是人类发明的。我们把被单从主楼的床铺上拿走，改用毛毯了。那睡起来也是很舒服的！但这种舒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各位同志，我们每天都很费脑子。各位同志，你们不会剥夺我们休息的权利，对吧？你们不会让我们因为过于疲劳而无法履行职责吧？你们肯定不想看到琼斯回来吧？”

• “各位同志，”他镇定地说，“你们知道这件事要怪谁吗？你们知道昨晚跑来推翻风车的敌人是谁吗？是雪球！”他突然咆哮了。“这是雪球干的！这个叛徒极其歹毒，一心想要破坏我们的计划，为他可耻的败走复仇，所以趁着夜色偷偷溜进来，破坏了我们将近一年的劳动成果。同志们，我在这里宣布判处雪球死刑。有哪只动物能让他伏法，就能得到‘二等动物英雄’勋章和半蒲式耳的苹果。谁能活捉他就能得到一蒲式耳！” 动物们震惊莫名，万万想不到雪球竟然会犯下这种罪行。大家气愤地叫嚷着，开始设想要是雪球回来该用什么办法抓住他。很快就有动物在离小丘不远的草丛里发现了几个猪的脚印。脚印只能被追踪到几英码之外，但好像是通往篱笆上的一个破洞。拿破仑仔细地嗅了它们，宣称它们正是雪球留下的。他认为雪球很可能是从狐狸林的方向过来的。

• “我真是想不通。我无法相信我们的农场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这肯定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我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更加努力地工作。从今往后，我每天要早起一个小时。”

• 苜蓿泪水盈眶地朝小丘下面望去。假如有能力表达心里的想法，她会说，多年以前他们奋力把人类推翻，不是为了得到今天这个结果。这些恐怖和杀戮的场面，并不是那天晚上老少校号召他们起来造反时大家所向往的。当初她心目中理想的未来是这样的：那将会是个摆脱了饥饿和皮鞭的动物社会，全体动物是平等的，大家各尽所能，强者保护弱者，就像老少校演讲当晚她保护那群失去父母的小鸭子那样。

•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大家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她不知道为什么），几条恶狗到处咆哮，而且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同志供认可怕的罪行，然后被撕成碎片。她脑海里没有造反或反抗的念头。她知道即便如此，大家的日子也比琼斯当权的时代好得多，再说最重要的是阻止人类的复辟。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会保持忠诚，努力工作，完成交给她的任务，接受拿破仑的领导。但话又说回来，她和其他动物过去期盼并为之奋斗的，绝对不是这种结果。大家修建风车、直面琼斯的子弹，并不是为了这个。这就是她的想法，可惜她没有办法将其表达出来。 最后她觉得这种无法言传之意似乎可以寄托在歌曲中，于是她唱起了《英格兰的牲畜》。其他动物坐在她身边，也跟着唱起来，他们总共唱了三遍——唱得非常动听，但是既缓慢又悲伤，他们以前从来没这样唱过。 刚唱完第三遍，尖嗓客就带着两条狗向他们走过来，好像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他说拿破仑同志特别下达了命令，要求封杀《英格兰的牲畜》。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再唱这首歌。 动物们震惊了。 “为什么？”穆丽埃大声质问。 “我们不再需要这首歌了，同志，”尖嗓客生硬地说，“《英格兰的牲畜》是造反的歌曲。但造反已经完成。今天下午处决叛徒就是尾声。外部敌人和内部敌人统统被打败了。在《英格兰的牲畜》中，我们表达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但现在那种社会已经建成。这首歌显然再也没有意义了。” 有些动物虽然很害怕，但还是忍不住想表达抗议，但这时绵羊又咩咩地叫起了“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接连叫了几分钟，搞得大家无法再作讨论。

• 动物们偶尔会觉得和琼斯的时代相比，他们劳动的时间更长了，可是吃得也不比那时好。每逢礼拜天早晨，尖嗓客会用前蹄抓住一张长长的纸，给大家读许多数字，证明各种粮食的产量已经增长了百分之两百、百分之三百，甚至是百分之五百。动物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记不清造反前的情况。尽管如此，有时候他们还是宁愿少要点数字，多要点食物。

• 他亲口祝贺动物们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并宣布风车将被命名为拿破仑风车。

• 就连站在后面指挥战斗的拿破仑，也被流弹擦伤了尾巴的末端。
  和上一条连起来看简直了，这一手干的好啊，漂亮（破音）。不仅光明正大夺取成果，还虚情假意参加战斗

• 动物们听到农场的主楼方向传来庄严的礼炮声。 “为什么放礼炮？”拳击手问。 “庆祝我们的胜利啊！”尖嗓客大声说。 “什么胜利？”拳击手说。他的膝盖血流不止，他在战斗中弄丢了一块马蹄铁，蹄子裂开了，还有十来颗霰弹弹丸嵌在他的后腿里。 “同志，你居然问什么胜利？难道我们没有把敌人从我们的领土上，从动物农场神圣的领土上赶跑吗？” “但他们摧毁了风车。那是我们两年的心血！” “那有什么关系？风车我们可以重新建造啊。只要我们高兴，再造六台也没问题。同志，你不知道我们刚才完成了多么伟大的壮举。敌人侵占了这片我们生活的土地。现在，感谢拿破仑同志的领导，我们已经彻底把它夺回来了！” “那我们只是得到了原来就有的东西，”拳击手说。 “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尖嗓客说。
  哇，真的是胜利呢

• 农场颁发了新的规定：如果猪和其他任何动物在路上迎面相遇，其他动物必须让路，而且不管等级高低，所有的猪每逢礼拜日都有给尾巴系上绿丝带的特权。

• 绵羊最热衷于参加自发式游行大会，假如有动物抱怨游行浪费时间，害他们在寒风中站了很久（少数动物会有这种怨言，但猪和狗从来没有），绵羊肯定会大喊“四条腿好，两条腿坏”来迫使他住嘴。但总的来说，动物们还是喜欢这些庆祝活动的。毕竟这些活动能让他们想起他们已经当家作主，做再多事情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于是在这些歌曲、游行、尖嗓客列举的数字、礼炮的轰鸣、公鸡的咯咯叫和飘扬的旗帜之中，大家也就忘记自己正在饿肚子，至少暂时是想不起来了。

• 有件事倒是很难弄清楚，那就是猪群对摩西的态度。他们全都鄙夷地说糖果山的故事是谎言，然而又允许他留在农场，不用劳动，每天还给他一基尔啤酒。

• 他说拿破仑同志获悉农场最忠诚的劳动者遭遇不幸之后非常悲伤，正在安排把拳击手送到威灵顿的医院接受治疗。听到这句话，动物们有点不安。除了莫莉和雪球，别的动物都不曾离开农场，他们也不放心把生病的同志交到人类手里。然而尖嗓客很容易就说服他们相信，威灵顿的兽医比农场的任何动物更适合治疗拳击手的病。
  “白痴！白痴！”本杰明气急败坏地说，在他们周围着急地走来走去，瘦小的蹄子不停地顿在地上，“真是白痴！你们没有看到车厢上写着什么字吗？” 动物们不再叫嚷，安静了下来。穆丽埃开始拼读那些字。但本杰明把她挤到旁边，在一片死寂中，他念道： “‘阿尔弗雷德·西蒙斯。威灵顿马匹屠宰和熬胶商。经销皮革和骨粉。供应狗舍。’你们还不明白吗？他们要把拳击手带去杀了！”

• ”他们大喊，“别让你们自己的兄弟去送死啊！”可是那两匹愚蠢的牲畜太无知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掩耳不闻地跑得更快了。拳击手的脸没有重新在窗口出现。这时才有动物想到要去关上那扇钉着五根横木的大门，但太迟了，货车很快冲出大门，沿着大路迅速消失得不见踪影。大家再也没有看见过拳击手。三天后大家获悉，尽管接受了最好的治疗，拳击手还是在威灵顿的医院去世了。尖嗓客前来向其他动物宣布这个消息。他说他一直陪拳击手到最后。 “那真是我见过的最感人的景象！”尖嗓客抬起前蹄抹着眼泪说，“他临终时，我就在他床边。到最后，虽然虚弱得几乎不能说话，但他在我耳边说，他仅有的遗憾是去世之前没能看到风车落成。‘冲啊，同志们！’他低声说，‘以造反的名义，冲啊。动物农场万岁！拿破仑同志万岁！拿破仑永远是正确的。’这就是他的临终遗言，同志们。”
  说到这里尖嗓客的脸色突然变了。他沉默了片刻，那双小眼睛疑神疑鬼地瞟来瞟去，然后才接着说话。 他了解到，他说，在拳击手被运走时，农场里流传着一个愚蠢而邪恶的谣言。有些动物看见运走拳击手那辆货车上写着“马匹屠宰”几个字，竟然就认为拳击手是被送到马匹屠宰商那里去的。简直不能相信居然有动物会这么蠢，尖嗓客说。难道，他愤慨地说，摇着尾巴蹦来跳去，难道大家以为敬爱的拿破仑同志会做出这种事情吗？这件事其实很容易解释清楚。那辆货车原本是某个马匹屠宰商的财产，后来被兽医买走了，兽医没有涂掉旧的名字。这就是造成误会的原因。

• 这次本杰明终于破了例，替她读出墙上的文字。如今只剩下一条纪律了。那就是： 全体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 十二个声音愤怒地大喊着，听起来都差不多。现在那些猪的脸发生了什么变化已经毫无疑问。外面的动物从猪看到人，从人看到猪，又从猪看到人，但再也无法分清人和猪有什么区别。

• 反正英国社会向来有一套正统的思想，一些大家认为所有头脑正常的人都会理所当然地接受的观念。有些话没人禁止你说，但是你说了“不太好”，就好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在女士面前提到裤子“不太好”那样。谁要是敢挑战这种主流的正统思想，谁就会很快被剥夺发言的机会。真正不合时宜的意见几乎是不可能被听见的，无论是在普通的报纸上还是在高端的杂志上。

• 因为虽然你不能批评苏维埃政府，但你至少有很大的自由去批评我们自己的政府。几乎没有人能发表攻击斯大林的文章，但攻击丘吉尔倒是十分安全，无论是在图书里还是在期刊上。

• 确实，你可以出版反俄罗斯的图书，但你这些图书肯定会遭到大部分高端媒体的忽略或者歪曲。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都会有人警告你这么做“不太好”。你说的话也许是真实的，但这么说“不合时宜”，这是为反动派“摇旗呐喊”。

• 这里涉及的问题十分简单：是不是每一种观点，无论它是多么不受欢迎，甚至是多么愚蠢，都有资格被听到？如果你这样问，那么几乎每个英国知识分子都会觉得他应该说“是的”。但如果你举个具体的例子，问他们“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呢？它有资格被听到吗”，答案往往是“没有”。凡是触犯到主流的正统思想，言论自由的原则就会崩溃。喏，当一个人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时候，他要求的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只要组织化的社会继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审查就将永远存在。但是自由，正如罗莎·卢森堡说过的，就是“给别人自由”。

• 只有文学界和科学界，反正主要是这些理应捍卫自由的知识分子，开始鄙弃这种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

• 听众。我在讲座中谈到了出版自由，讲完之后，让我震惊的是，有几个人站起来问我，我是否觉得解除对《工人日报》的禁令是个大错误？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问，他们说该报对祖国的忠诚是很可疑的，而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应被容忍的。

• 根据已知的古老的自由原则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 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

•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

• 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

• 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

•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的事最要紧，其馀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

•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 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做梦的机会，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就说是做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止算做没有呢？”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

•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 蒋廷黻先生的星期论文，题目是《新名词，旧事情》。他的大意是说： 总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旧名词来干新政治，近代的中国是拿新名词来玩旧政治。日本托古以维新，我们则假新以复旧。其结果的优劣，早已为世人所共知共认。

•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 个人主义在理论上及事实上都有许多缺陷流弊，但以个人的良心为判断政治上是非之最终标准，却毫无疑义是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的最高价值。……至少，它还有养成忠诚勇敢的人格的用处。此种人格在任何政制下（除过与此种人格根本冲突的政制）都是有无上价值的，都应该大量的培养的。……今日若能多多培养此种人材，国事不怕没有人担负。救国是一种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惟有有伟大人格者才能胜任。

• 真的 个人主义 就是个性主义（ Individuality ），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

• 还有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瀰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 时值炎热，赤肤流汗，绿蚁苍蝇共食，野孤穴鼠为邻。如是一年，骨与枯柴同瘦，所有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惊怖四顾，目睛莹然而能动也。

•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

《胡适文集》

•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 教材一层，最须说明的大概是小说一项。一定有人说《红楼梦》《水浒传》等书，有许多淫秽的地方，不宜用作课本。我的理由是：

（1）这些书是禁不绝的。你们不许学生看，学生还是要偷看。与其偷看，不如当官看，不如有教员指导他们看。举一个极端的例：《金瓶梅》的真本是犯禁的，很不容易得着；但是假的《金瓶梅》——石印的，删去最精彩的部分，只留最淫秽的部分——却仍旧在各地火车站公然出卖！列位热心名教的先生们可知道吗？我虽然不主张用《金瓶梅》作中学课本，但是我反对这种“塞住耳朵吃海蜇”的办法！
（2）还有一个救弊的办法，就是西洋人所谓“洗净了的版本”（Expurgated Edition），把那些淫秽的部分删节去，专作“学校用本”（即如柏拉图的“一夕话”（Symposium）有两译本，一是全本，一是节本）。商务印书馆新出一种《儒林外史》，比齐省堂本少四回，删去的四回是沈琼枝一段事迹，因为有琼花观求子一节，故删去了。这种办法不碍本书的价值，很可以照办。如《水浒》的潘金莲一段尽可删改一点，便可作中学堂用本了。

次说国语文的教授法。

（1）小说与戏剧，先由教员指定分量——自何处起，自何处止——由学生自己阅看。讲堂上只有讨论，不用讲解。
（2）指定分量之法，须用一件事的始末起结作一次的教材。如《水浒》劫“生辰纲”一件事作一次，闹江州又作一次；《儒林外史》严贡生兄弟作一次，杜少卿作一次，娄家弟兄又作一次；又《西游记》前八回作一次。
（3）课堂上讨论，须跟着材料变换，不能一定。例如《镜花缘》上写林之洋在女儿国穿耳缠足一段，是问题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明白作者“设身处地”的意思，借此引起他们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又如《西游记》前八回是神话滑稽小说，教员应该使学生懂得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个庄严的天宫盛会被一个猴子搞乱了。又如《儒林外史》写鲍文卿一段，教员应该使学生把严贡生一段比较着看，使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类平等，什么叫做衣冠禽兽。
（4）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教员应该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等。
（5）读戏剧时，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演读。若能在台上演做，那更好了。
（6）长篇的议论文与学术文，也由学生自己预备，上课时教员指导学生讨论。

讨论应注重：

① 本文的解剖：分段，分小节。
② 本文的材料如何分配使用。
③ 本文的论理：看好文章的思想条理，远胜于读一部法式的论理学。

《阿 Q 正传》

• 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 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阿 Q 的忌讳倒是有些意思，这颇有〔清〕文字狱意味的推而广之最近又略有耳闻。

•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求的是什么呢？

•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话虽如此，如何改变呢？我们现在都在沿用「精神胜利法」，不是么？总以为我们如何如何强大，我们如何如何有风范不计较

•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走向共和》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太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错了吗？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欸欸欸，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他说的对。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部分认同

• 18 世纪 20 年代，整个伦敦正忙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动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质：酿造它的谷物在当地就能买到；它的包装比啤酒更有型；它比进口葡萄酒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为了这些深深地承受着新城市生活压力的新兴人群的一种麻醉剂，生活压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为举止，包括对杜松子酒的狂热。 卖杜松子酒的手推车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如果你买不起一整杯的话，你可以买一块被酒浸泡过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觉来解酒，会有价格低廉的小旅馆按钟点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这门生意也相当兴旺。对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种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来说，杜松子酒就像一种社会润滑剂，使他们不至于彻底崩溃。杜松子酒能让它的消费者一点一点地崩溃。这是一种城市规模的集体性酗酒。 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确有其事：在 18 世纪初，杜松子酒的消费突飞猛进，甚至当啤酒和葡萄酒销量不佳时依然如此。这也是一种认知的转变。英格兰的权贵们对他们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警觉了。人口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伦敦的妇女也开始沉溺于酒精，她们经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子酒廊里，用自己的行为来肯定杜松子酒对社会规范的腐蚀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喝杜松子酒并不难理解，它兼具口感好与容易让人喝醉两种特点，是一种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个清醒节制被高估的混乱世界里。在早年的工业社会中，饮用杜松子酒为涌入城市、尤其是集中在伦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机制。工业化使伦敦成为了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从 17 世纪中叶到 18 世纪中叶，伦敦人口的增幅达到英国全境人口增幅的 2.5 倍；到 1750 年，每 10 个英国人中就有 1 个住在伦敦，这个比例在一个世纪以前是 25∶1。

  有时候喝醉了糊涂比清醒着要来的舒服，很多事情想不明白倒也好，怕的是想到了，解决不了或者有悖于此前所学，这时候想必是要出问题的。

•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了这种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工业化的副产品——某种公民盈余（civic surplus）出现了。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城市化发展以及郊区人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标志着愿意思考和谈话、而不是生产或运输物料的人数的空前增加。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

• 年轻人的分享行为会随着他们长大而逐渐消失，因为工作会耗费他们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们回家后的空闲时间里除了 “瘫在电视机前” 什么都不想做。轻信 “这种行为过去稳定，因此将来也会稳定” 是错误的——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错误。

• “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中蕴含的愉悦并不仅仅存在于创造，它同样存在于分享中。

• 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分。

• 美国小说家哈维 · 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的问题。”

•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普通群众的沉默都是装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表示赞同。但即便他们能够从智力上明白那个世界，我仍旧可以感觉出来，他们对那个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一个不能公开发表言论的世界里，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世界与如今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参与行为环境究竟有何不同。

• 人类的动机并不纯粹是附加性的，为了兴趣而做事和为了报酬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 行为源自内在动机的人们——业余爱好者，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中活动，而源自外在动机的人们则在更公共的场合中活动。

• 如果新的交流工具能够允许我们释放压抑的愿望，得到的效果会像酒塞爆出一样。我们潜在的对自治和胜任感的满足将很快释放出来，然后稳定在一个新的水平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业余爱好者作品和机构的流动远没有稳定下来，而是持续增加。因为社会化媒体也为我们对成员资格和分享的内心渴望带来了回报。

• 在这样一个社区的界限内，社区内部的动机纯度远远比社区外部行动的合法性更加重要。

• 汉克的事例教会了我们一课：如果你给人们一个途径来依据自己对自治、胜任感、慷慨和共享的欲望行事，他们或许会接受的。本书中每个成功的例子都和这样那样的内在动机有关。但是，如果你只是假装给人们提供一个内在动机的宣泄口，但实际上却把他们塞进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你可能会遭到人们的反叛。

• 我们过分高估了电子邮件的遥不可及和难以使用，又过分低估了年长者的技术才能，甚至忽视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工具是有用的，人们就会使用它。 （意外吧！）就算这个新工具和已有的存在天壤之别，但只要能帮助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它就一定会为人所用。

• 只有当几个响应者同时竞争一个提议者分出的钱，并且响应者之间并不沟通时，才会有为数不多的实验结果与古典经济学的预测相符的游戏版本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提议者可以拿走九成的钱，因为响应者如果不接受，他自己就连一分钱也拿不到。这正是在市场里发生的游戏，在这里，提议者掌握着整个竞争的优势（当有众多提议者，只有一个响应者时，分配就会转变成一九分成）。我们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市场可以像广告里说的那么美好，前提是它的设计和实施是与社会协作相对的。

• 市场并非与集体分享格格不入，市场逻辑实际上增加了人们慷慨地与陌生人进行交易的意愿，部分是因为这就是市场运作的规律。

• 将人们的行为归因于本性而不是当时情景的观念植根太深。实际上，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心理学家对其有个命名：基本归因错误（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当我们从限制因素方面解释自己的行为时，基本归因错误就开始起作用了（我没有去帮助那个汽车抛锚的司机，因为我上班已经迟到了）。但我们会将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别人的性格（他没有停下来去帮助那个汽车抛锚的司机，因为他是个自私的人）。同样的，当我们认为 X 一代工作不够勤奋是因为他们的懒惰时，也掉进了基本归因错误。

• 影响兼容性的第二个条件是共享知识的成本。 任何降低传播知识成本的工具都会增加其参与者。

• 事实上，要是对专业的偏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那我们都该去光顾妓女了——毕竟她们要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验丰富，技术娴熟。

• 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完全的社会控制都不是最优选择，管理个人自由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成为我们的责任。 这是一种妥协，应该遵循一种熟悉的模式来进行：没有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只有用不同的优化方法来创造不同的价值，并管理不同类型的问题。

《三民主义》

• 共产这种制度，在原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观察，是在金钱发生之后。大家有了金钱，便可以自由买卖，不必以货易货，由交易变成买卖，到那个时候共产制度便渐渐消灭了。由于有了金钱，可以自由买卖，便逐渐生出大商家。当时工业还没有发达，商人便是资本家。后来工业发达，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便成为资本家。所以从前的资本家是有金钱，现在的资本家是有机器。由此可见，古代以货易货、所谓“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时候，还没有金钱，一切交换都不是买卖制度，彼此有无相通，还是共产时代。后来有了货币，金钱发生，便以金钱易货，便生出买卖制度，当时有金钱的商人便成为资本家。到近世发明了机器，一切货物都靠机器来生产，有机器的人更驾乎有金钱的人之上。所以由于金钱发生，便打破了共产；由于机器发明，便打破了商家。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一般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不忍见工人的痛苦，要想方法来解除这种战争，减少工人的痛苦，是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想把古代的共产制度恢复起来。因为从前人类顶快活的时代，是最初脱离禽兽时代所成的共产社会，当时人类的竞争，只有和天斗，或者是和兽斗。后来工业发达，机器创出，便人与之〔人〕斗。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的极剧烈时代。这种争斗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必要再回复到一种新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时代，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同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我们国民党所提倡的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御伽草纸》

• 所谓的鬼，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没见过。虽然从小就看过许多鬼的图画，多到都腻了，但是至今仍未有幸见到本尊。即使是鬼，似乎也分成很多种类，像杀人鬼、吸血鬼等等，将令人憎恨、不快的东西称之为鬼，由此看来，鬼似乎是一种具有丑陋性格的生物；但是另一方面，报纸的新书介绍专栏上总是会看见“文坛鬼才某某老师的杰作”这样的字句而造成误会。难道是某某老师拥有像鬼一样丑恶才能的事实被暴露出来了，要借以警告世人，才在新书介绍栏里使用“鬼才”这种莫名其妙的词汇？更过分的像是“文学之鬼”这种字眼，即使真的是十分激赏，但用这种冒昧又过分的词汇来吹捧某某老师，他一定也会感到非常生气吧。但也可能不是这样，或许那位老师被冠上如此失礼万分的称号，其实不觉得讨厌，反而默许了这种奇怪的尊称，听说了这样的传言，愚者如我，始终感到百思不解。那些穿着虎皮裈裤的赤面鬼，手上拿着做工粗糙、像铁棒的东西，竟然是诸多艺术之神，我怎样想也想不透。鬼才啦，文学之鬼啦这一类难解的词汇，还是少用为妙，一直以来我都抱持着这样的愚见，但那是因为我见闻狭隘，说不定鬼是有很多种的。这时，如果可以稍微瞄一眼日本百科辞书的话，那么我就能摇身一变，成为老幼妇孺所尊敬的博学之士（人们常说的智多星大概就是这类的人），变得胸有成竹，对鬼侃侃而谈。但是很遗憾，我现在蹲在这个防空洞里，而我的膝上只摊着一本儿童绘本，如此而已。我不可能只凭着这本绘本而作出什么论断。

• 只有相信在山谷对面开满了美丽花朵的人，才能心无窒碍，抓着藤蔓走到对面。如果以为那样做的人是在表演特技，还给予喝彩，实在是令人感到颦蹙。那绝对是和杂耍艺人的走钢索完全不同的！抓着藤蔓横渡山谷的人，纯粹只是为了想看到山的另一边盛开的花而已，绝不会有‘自己正在冒险’这种粗俗虚荣的想法。什么把冒险当成自傲的事，真是愚蠢。姑且就将‘坚信对岸有花’这件事称作冒险好了。

• 因为对方是龟和小孩子，您才愿意花五文钱来调停，可能只是您心血来潮吧。如果那时的双方不是龟和小孩，而是一个凶暴粗鲁的渔夫在欺负生病的乞丐，别说是五文，您连一文钱都不会出，只会皱着眉快步走过吧。因为你们这种人，非常不愿意面对人生的真实面貌，您一定觉得您那高级的宿命，就像被粪尿玷污了一样。对别人的恩惠，只是出于玩兴，是享乐。因为是龟，所以才出手帮助，因为是小孩，所以才出钱。如果是粗鲁的渔夫跟生病的乞丐，就免了吧。您是非常厌恶脸上被现实生活中那股腥臭的风吹拂着的，玉手也不喜欢被弄脏。

• 因为我三不五时就到陆地上来，多少也受到了陆地生活的启发，正是因为听多了那些批评，渐渐地我也变得会批评别人了，尽管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受到了不好的影响，但这个批评的坏习惯已经没办法改掉了，生活在没有批评的龙宫城里竟然感到有点无聊。学到了这种坏习惯，也是文明病的一种吧。

• “您讲的我全都不同意，”龟真的生起气来，“试着坐在龟甲上，这是什么话？试着坐在龟甲上，和坐在龟甲上，结果还不是都一样吗。就像边怀疑边想着‘往右转看看吧’，和您直截了当地往右转，其命运都是一样，不论选择了哪一种，都无法再回到原本的状态了。就在您试试看的当下，您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人生中是不存在着尝试的，做做看和做了，是一样的。你们这些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很难下决定吧，真是不干脆，总以为还可以复原。”

• “来了个乡巴佬真是麻烦啊，只会对着庞大的建筑物或琳琅满目的装饰品张大嘴赞叹，对这种幽邃的美却一点也不觉得感动

• 因为有野心，才会被自己的孤独所困扰。如果不在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度过千百年也轻松自在。但这是对那些不在意批评的人来说啦。

《女生徒》

• 女人之所以会珍爱茶碗、收藏漂亮花纹的和服，就是因为只有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生存价值。每一刻的行动，都是活在当下的目的。此外，还需要什么呢？高深的现实，完全地抑止住女人的悖德与超然，若能让这些渴望直率地表现出来自我与身体，不知道会有多轻松，但对于心中女人这个深不可测的“恶魔”，每个人都不愿碰触，装作没看到，正因如此，发生了许多的悲剧。也许只有高深的现实才能真正地拯救我们。

• 我仿佛在做一个连生死都不知道的白日梦，内心有种不真实的感觉，好像将望远镜倒过来看一样，车站前往来的人群，都变得好小好遥远，世界也变得好渺小。

• “我和这女子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死的。我是个记者，记者是教唆人去做革命或破坏，然后自己再转身逃开在一旁擦拭汗珠的奇怪的生物，它是现代的恶魔。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这种自我嫌恶，于是决定要登上革命者的十字架。记者的丑闻，那不是过去所没有的案例吗？如果自己的死能让现代的恶魔多少感到脸红，有助于他们反省的话，我将会感到万分高兴。”

• 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明甶学校规定与社会习惯有着极大的差异。完全遵守学校的校规，会被人视作笨蛋，被说成怪人、无法成才、一直贫乏下去。也许有不说谎的人吧！有的话，那个人铁定是个失败者。在我的亲戚当中，有个行为端正、抱持坚定信念、追求理想、试图活出自我的人，结果亲戚们全在说他的坏话，当他是个傻瓜。虽然明白被当成笨蛋就是失败，但在反抗母亲和亲戚之前，自己却一直无法伸展自我意志。小时候，当我意见和大家不同时，妈妈就会问我:“为什么？”此时，若是我用一句话敷衍，妈妈就会非常生气地说：“坏孩子，品行不佳！”然后显出一脸悲哀的样子。妈妈也曾向父亲告状，父亲只是默默笑着。听说妈妈那时认为我是个“反常的小孩”。

• 我们绝不是享乐主义者，若遥指着那遥远的山峰，说着走到那边会有好风景的话，我们一定会照着去做，我们知道那绝不是谎言。可是此刻我们的肚子却是非常地剧痛，对于腹痛，你就算看到也会装作视而不见，然后告诉我们：“喂，喂，再忍耐一下，能爬上山顶的话，就会好了。”一定是有人搞错了，最坏的是你。

《狂热分子》

• 法国哲学家博格森（Henri Bergson, 1859 - 1941）所说：「信仰的力量不表现在能支使人移山，而在于能让人看不到有山要移。」

• 如霍弗在他的书中所说：「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愈做不好一般事情的人就愈胆大妄为。」「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又如，他与伯克利那些大学生的接触，使他了解「今天愿意创造历史的只有那些年轻人」。1964 年，伯克利校园学生争取言论自由，学生喊出：「我们不要研究历史，我们要创造历史。」

• 因为我们的时代虽是无神的时代，却不是无信仰的时代。『忠实信徒』无处不在，他们昂首阔步、列队前进，要通过劝说和激烈手段，按他们的形象塑造世界。不管我们是打算加入他们还是反对他们，都应该尽可能多了解他们的特质与潜势。

• 尽管在狂热的基督徒、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和狂热的纳粹分子之间有显著的不同，但鼓励他们的那股狂热，却可以视为同样的东西。

• 帕斯卡尔(Pascal)这一类深谙基督宗教教义何以能发挥效力的人，一定也会明白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效力何在。尽管人们会为千差万别的神圣事业赴死，其实他们说不定都是为同一件事情而死。

• 我要说的一切都是通过论述，而非通过说教。如果我的目的是说服别人，话就不会说得那么满。

• 不过，在自我改善是不可能或不容许的地方，如果要让声势浩大的改变得以实现和维系，则势必要在别的地方寻求热情的来源。宗教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正是这一类普遍热情的发电厂。

• 法国和俄国的革命最后都演变为民族主义运动。这个事实意味着，在现时代，民族主义乃是群众激情最丰富也最持久的源泉，而任何大变革计划想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利用民族主义的激情。

• 要是蒋介石知道怎样发起一个扎实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懂得怎样让因日本侵华而点燃的爱国激情维持不坠，那他现在说不定已被尊为革兴中国的巨人。但因为他不懂得这样做，所以才会被精通「宗教化(religiofication)」艺术的大师给推到一边去——所谓的「宗教化」艺术，就是给实际目的披上神圣大衣的艺术。

• 失败者会喜欢把他们的失败归咎于世界，这是不难理解的。较不易理解的是，成功者内心深处同样相信——不管他多么以自己的远见、坚忍、勤俭和其他美德自诩——他的成功是环境中各种偶然因素加在一起造就的。哪怕他一直成功，他的自信仍然不会是百分百的。他不敢断言自己知道造就他成功的一切因素。在他眼中，世界是一个勉强取得平衡的天平，而只要这种平衡对他有利，他就不会敢去扰乱它。因此，抗拒变革和热望变革事实上是同源的，前者的激烈程度也可以不亚于后者。

• 有时是通过暴力，有时是通过施压和恐吓，达官贵人推翻了社会秩序，使古代法律与习俗为之解体。另一个由富人发起的英国革命发生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就是工业革命。机械化那种令人惊叹的潜力让工厂主和商人头脑火热。他们所发动的革命「极端和激进得不亚于任何思想偏狭者」所发起的革命，在一段不算长的时间内，这些敬天畏神的社会贤达就把英国的面貌改变得难以辨认。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闩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将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 经验是一种障碍。发起法国大革命那些人都是全然没有政治经验的。布尔什维克、纳粹和亚洲的革命家也是同样情形。革命中熟通世事的成员都是后来者，到了运动已告汹涌澎湃方始加入。英国人也许正是富有政治经验，才会对群众运动避之唯恐不及。

• 群众运动最强大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可以成为个人希望的替代品。在一个深受「进步」观念浸染的社会，这种吸引力特别强烈。这是因为进步的观念会把「明天」放大，这样，那些看不见自己前景的人的失意感就会更加深刻。

• 群众运动的吸引力和实务组织(practical organization)的吸引力有一个基本不同处。实务组织可以提供人自我改善的机会，故其吸引力来自它可以满足个人利益。反之，一个群众运动，特别是当它还处于生气勃勃的积极阶段时，吸引到的并不是那些珍爱「自我」、想要把它加强加壮的人，而是那些渴望可以摆脱他们可厌「自我」的人。一个群众运动会吸引到一群追随者，不在于它可以满足人们追求自我改善的渴望，而在于可以满足他们自我否定的热望。

• 当一个群众运动开始吸引有事业野心的人加入，就是该运动已过了全盛时期的征兆；它不再以创造新世界为务，而只求掌握和保有现在。因此，它不再是个运动而是一项事业。希特勒就指出过，一个运动提供的岗位和职位愈多，「它吸引到的劣质人才就愈多，到头来，这些政治攀缘者会充塞于一个成功的党，致使其昔日的忠诚战士再也无法认出它的本来面目。…… 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个运动的『使命』就寿终正寝了」。

• 信仰一件神圣事业，相当程度上是替代已经失去了的自信。

• 一个人愈是没有值得自夸之处，就愈容易夸耀自己的国家、宗教、种族或他所参与的神圣事业。

• 我们看似伸手助人一臂之力，实则是在拯救自己。若把神圣义务拿掉，我们的生命即陷于贫乏和无意义。毫无疑问，在把自我中心的生活换成无私的生活以后，我们会得到的自尊是庞大的。无私者的虚荣心是无边无际的。

• 批评者往往指责群众运动用未来的希望来麻醉其信徒，剥夺他们对「现在」的享受。可是，在失意者看来，他们的「现在」已败坏得无可救药，再多的享受与快乐都不能使其恢复完整。除却对未来的希望以外，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满足或安慰。

•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一种被温和拥抱的替代品，是不足以取代和抹拭那个我们想要遗忘的自我的。除非准备好为某种东西而死，否则我们不会有把握自己过的是有价值的生活。这种赴死精神可以作为一种证据，向自己和别人显示，我们的选择是最好的。

• 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的宗教性格是公认的。铁锤、镰刀和卐字，其性质与十字架相当。他们的检阅仪式与宗教游行相当。他们有信条、圣者、殉教者和圣墓。布尔什维克和纳粹革命也是全面展开的民族主义运动。纳粹革命自始即具这种性质，而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则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 要阻遏一个群众运动，方法往往是以另一个群众运动取而代之。一场社会革命可以经由鼓吹一个宗教或民族主义运动加以遏止。所以，在那些天主教能够重振其群众运动精神的国家，共产主义的势头总是受到压制。在日本，捻熄所有社会抗议运动怒火的，是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在美国南方，种族团结运动成了阻止社会激变的机制。类似现象也在加拿大的法裔公民和南非的布尔人(Boer)中间出现过。

• 群众运动也有比较安全的替代品。一般而言，任何足以压抑个人主义或助长自我抹杀情绪或提供行动机会的安排，都有抵制群众运动兴起与传播的功效。这些替代品，我们稍后再行探讨。以下，我们会先略论一种奇特的群众运动替代品——移民。

• 每一个群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场移民：追随者会觉得他们正向一片应许之地迈进。在条件许可和较合算的情况下，一个群众运动也有可能会带来一场集体移民。这样的事曾发生在清教徒、再洗礼派(Anabaptists)、摩门教徒、捍卫灵魂派(Dukhobors)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上。集体移民可以强化一个运动的活力与向心力。不管表现为征服他国、十字军东征、朝圣，还是向一片新发现的土地殖民，移民是大部分群众运动都会采取的做法。

• 历史这个游戏的玩家一般都是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只有在台下看戏的份。

• 这些被遗弃和被排斥的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原材料。换言之，本来为建筑师鄙弃的石材会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奠基石。一个没有废料和不满者的国家，固然会井然有序、高尚、和平而愉快，但它缺少开拓未来的种子。欧洲的弃民竟能远涉重洋来到美洲建立一个新世界，并不是历史开的玩笑——唯独他们能够成就此等事业。

• 中国民众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得花很大力气才赚得到一点点维生之资。他们为生活而激烈挣扎，而这挣扎所发挥的是「一种静态而非动态的影响力」。

• 人的不满程度，看来是跟他与他热切渴望得到之物的距离成反比。这一点，不管是在我们正趋近，一个目标还是离开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应许之地刚刚在望还是我们被剥夺的继承权仍在望的情况下皆适用，不管是在我们即将得到财富、自由还是快要成为穷人或被奴役的情况下皆适用。

• 一个兴起中时群众运动会传扬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诱发追随者行动的激情。而最能煽动人们行动激情的，就是宣传一个近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兴时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近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来的战利品悬在信徒面前；雅各布宾党人应许立刻兑现的自由与平等；早期的布尔什维克许诺面包与土地；希特勒许诺立刻撕毁《凡尔赛和约》以及让人人都有工作。然后，当一个运动已经得势，它就会转而强调一些远程的希望——一些梦想与愿景。对一个得势的群众运动而言，它的首要关心是维持现状，所以它会鼓励顺从与耐性，教他的追随者一个道理：「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 所有的建制化群众运动都有它的远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剂，用以缓和群众的急躁，使他们各安天命。斯大林主义就像所有的建制化宗教一样，是一种人民的鸦片。

• 一个群众运动兴起时，其追随者尽管活在一种得严格遵守信条和命令的紧迫气氛中，仍然会有一种强烈的自由感。这种自由感来自他们逃离了他们厌憎、害怕的那个「自我」。这种逃离让他们感觉得到释放与救赎。
  就像新换了鱼缸的鱼?

• 有平等而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而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模式。

• 贫穷如果能够与创造性结合，那贫穷十之八九都不会带来失意感。精于本身行业的穷技工是如此，充分拥有创造力的穷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更是如此。最足以加强我们自信、让我们安贫乐道的，莫过于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一天又一天地看着事物从我们手底下生成。手工艺的衰落，或许就是现代人易于产生失意感和投身群众运动的原因。 　　随着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人们参与群众运动的倾向显著增加。那些灵感枯竭而过气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迟早都会堕入狂热爱国分子、种族主义贩子和某种神圣伟业的鼓吹者的阵营。性无能者也易于产生这种冲动。（无创造力者在纳粹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将在第 111 节加以讨论）

• 一个人愈是不把自己看成能够决定自己现状与前途的独立自主个体，就愈不会把自己的贫穷归因于自己的拙劣。

• 他们认为「兼爱」的原则会破坏家庭，摧毁社会。哪怕并不敌视家庭，也完全无意破坏家庭的凝聚，但只要是呼吁「追随我」的劝人皈信者都会是家庭杀手。

• 因为被统治者彼此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程度愈大，个人落寞的情绪就愈少；这样，困苦转化为失意感和叛乱的过程就可以被防患于未然。当「分而治之」的政策是着力于削弱被统治者之间的所有纽带时，它将不会奏效。把一个村庄、部落或国家分割为独立的个人，并不能窒息或消除当地人民的反抗心理。有效的分化政策是培养尽量多的团体（种族的、宗教的或经济的），使它们互相竞争和猜忌。

• 这种加强共同体凝聚力的方法除了可以安抚殖民地人民的不满情绪，也可以用于安抚殖民工业国家内工人的不满情绪。雇主要是想工人安于工作，竭力从事生产，那他使用分化的方法——也就是在工人间挑拨离间的方法——将无法达成目的。更符合他利益的做法毋宁是使工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若能把雇主包含在这个整体中就更好了）。一种强烈的团结感，不管是种族、国家或宗教上的，无疑是防止工人不安分的最有效方法。

• 按个人表现发奖金的鼓励办法总是弊多于利…… 倒不如按照全体工作成绩表现颁发团体奖金，最好是连工头都包括在内…… 这样做看来更能促进生产力，而工人方面也会更满意。

• 基督教会没有一个对手拥有它那样强有力而凝聚的结构。没有其他的势力能让它们的信徒感受到，他们进人了一个紧密无间的共同体。

• 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政权的竞争中，之所以能超越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靠的也是紧密的组织。同样的，纳粹运动能打败 1920 年代德国多如雨后春笋的其他民粹运动，亦是因为希特勒很早就体认到，一个新兴的群众运动再怎样强调凝聚性也不为过。他知道失意者的主要渴望是「有所归属」，而要满足这种需要，一个组织把个人空间压缩得多小都不嫌过火。

• 如果两个国家的军队长期交战，则不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战后都会经历一段社会不安的时期。理由既不在于人们的暴力倾向战时被释放了出来，也不在于人们对社会秩序失去了信心。真正的理由毋宁是数百万军人在外作战太久，与平民生活格格不人。复员后的军人会发现他们难以适应战前生活的韵律，再度适应和平与家庭生活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从而导致全国到处是些暂时性的畸零人。

• 没有孤立感的个人——如一个部落、教会或政党的成员——不容易为烦闷所感染。只有从事创作或得为三餐糊口的人才不会有烦闷感。追求享乐和放荡不羁都不是缓和烦闷的有效方法。即使一个人生活环境并不太坏，但要是他缺乏从事创作工作或有用活动的能力、机会，那为了赋予生活以意义及目的，他在受到宣传的煽动后会作出多狂热的转变，是谁也不敢低估的。

• 「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这句挖苦话并非全无道理。狂热的爱国主义和宗教或革命的激情一样，常常可以作为罪恶感的抚慰之所。说来奇怪，不管是伤害者或被伤害者、犯罪的人或被侵犯的人，同样可以在群众运动中找到一个逃避他们污染了的人生的出口。看来，悔恨与悲愤都可以驱使人走向同一个方向。
  同一句话也出现在《走向共和》中了，没记错应该是辜鸿铭说的

• 成员的自我牺牲精神乃是一个群众运动的向心力与活力之所系，然而，自我牺牲本身就是一种悔罪般的行为，因为要是没有深切的罪恶感，一个人根本不会有悔罪的念头。所以，群众运动的策略，是要把一种病传染给人，然后又把自己说成治病的药方。

• 无论团结还是自我牺牲精神都需要以自轻为前提。为了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分子，个人得抛弃许多东西。他必须放弃隐私，不能有个人意见，也往往不能有个人财物。

• 要让一个人产生自我牺牲精神，必须撕去他的自我同一性和特殊性。不能再让他是个乔治、汉斯、伊凡或多田男，也就是不能让他是个由生与死两端所限制住的一个人类原子。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 达成这个目标最激烈的方法，是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之中。被完全同化到集体里去的个人不会把自己或别人视为人类。当被问到他是谁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回答说他是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或基督徒、佛教徒、某一部族或家族的一员。他没有自己的价值、目的与命运可言；只要集体存在一天，他就没有死亡可言。

• 想要把一个人完全同化到集体，对个人特殊性的抹杀必须彻底。他的欢乐与哀愁、骄傲与自信都必须源自团体的机运与权能，而不是源于他个人的前途和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不能容许他有孤立感。哪怕是被困在一个荒岛上他都必须仍然觉得处于团体的注目之下。要让他觉得，失去与群体的关联不啻于失去生命。

• 丧失个人生命等于丧失「现在」——但损失一个肮脏、乏善可陈的「现在」显然不是什么大损失。

• 一个群众运动不只会把「现在」形容为卑劣惨淡的，它还会刻意把「现在」塑造成那样。它贬低欢乐和舒适，歌颂严格律己的生活。它视寻常享乐为微不足道，甚至是可耻的，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在乎快乐不啻是跟敌人——也就是「现在」——打交道。大部分群众运动之所以会宣扬苦行理想，就是为了培养信徒对「现在」的藐视。对五官之乐发动战役，为的是撼动卷缠着「现在」的顽强触须。在色彩缤纷、气壮山河的群众大会的对照下，个人生活的惨淡和不值一文更形昭著。

• 一个积极的群众运动会否定现在，把目光集中在未来。它的力量正是衍生自这种态度，因为否定现在让它可以对现在的一切——其信徒的健康、财富和生命——无所顾惜。它必须装作已经把未来之书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它的教义被宣称是打开这本书的钥匙。

• 通过在追随者心中点燃和煽起凶猛激情，群众运动可以防止其追随者回复内在的均衡。它们也会用直接的办法延长信徒与自我疏离的时间。它们不但会把独立自主的生活说成是空虚无聊，还会说成是堕落和罪恶。一个单独生存的人是无依无靠、可怜兮兮、罪孽深重的生物。

• 虽然他这种一心一意的奉献究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寻找支撑，但他往往会把自己视为他所依附的神圣伟业的捍卫者。他也准备好随时牺牲性命，以向自己和别人显示，他扮演的真的是捍卫者的角色。换言之，他牺牲性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 宗教狂热者的对立面不是狂热的无神论者，而是温和的愤世嫉俗者，他们对上帝存不存在并不在意。无神论者是一种宗教人格。他把无神论当成一种新宗教来膜拜。他是满怀虔诚与宗教热情的无神论者。诚如勒南所说的：「等到全世界都不再信仰上帝那一天，无神论者就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同样道理，沙文主义者的对立面不是卖国贼，而是理性的公民，他们对殉道和英雄身段毫无兴趣。卖国贼一般都是狂热者，他们投身敌营，是为了加速一个他们所恨的世界的倾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很多卖国贼都是大右派。「在极端的国家主义与叛国行为之间，看来只有一线之隔。」

• 狂热者若是抛弃了他信奉的大业，或是突然间变得没有大业可以信奉，他能否重新适应一种自律自足的个人生活，这颇有疑问。他会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站在世界的高速公路边，只要有任何群众运动驰过，他都会举手拦车。独立自主的生活在他看来是琐碎、徒劳和邪恶的。没有了可供热烈献身的对象，他感到漂泊和被遗弃。在他看来，宽容是一种软弱、轻浮和愚昧的象征。他渴盼那种来自完全顺服的心安理得感，渴盼全心全意依附于一种信仰和主义。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一个运动的主张和目标，而是它可以让他完全献身，并与一个集体发生联系。他甚至会愿意参加一个反对他前一个信仰的群众运动，但前提是那必须是个真正凶猛的运动——不妥协，不宽容，声称占有唯一和独一的真理。

• 看来，我们要宣扬什么主义信条时，真正要别人接受的不是我们的特定信仰，而是我们那种不可理喻的恨。

• 我们所恨的人是不折不扣的低等生物，活该受到各种惩罚，甚至予以灭绝亦不为过。对我们伤害过的人，我们不能同情他们，也不能放着不管。我们必须恨他们，迫害他们，否则通向自卑的门就会打开。

• 看到一些标榜爱上帝、爱基督、爱国家或同情被压迫者的群众运动制造出大量血腥、恐怖与破坏时，我们往往会把这种可耻的扭曲归咎于运领袖的野心。但事实上，把高贵的动机变形为仇恨与暴力，并不是诡计多端的领导者蓄意操弄的结果，而是由爱上帝、爱国家一类的热忱所催生的团结致之。去个体化(deindividualization)乃是彻底整合的前提，而无私的奉献在相当大的程度也是一个去人化(dehumanization)的过程。

• 失意者的主要痛苦在于他们认为他们有一个污损了、无能的自我。而他们的主要渴望，是抛弃这个可厌的自我，展开新的生活。他们用来实现这种渴望的方法，要么是寻找一个新身份，要么是把个人特殊性掩盖和伪装起来。而这两个目标都可以通过模仿实现。
  我们当自己当得愈不自在，想要当别人的渴望就愈强烈。因此，我们会偏好模仿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多于与我们差不多的第三部分团结行动与自我牺牲人，偏好模仿我们钦佩的人多于我们鄙夷的人。被压迫者（如黑人和犹太人）的模仿性是很强的。

《遗忘通论》

• “卢多打开收音机，革命就进了家门：“人民权力是这一切混乱的缘由。”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歌手重复着。“嘿兄弟，”另一个人唱道，“爱你的兄弟吧／别看他父母的肤色／只把他看作一个安哥拉人。／安哥拉人民团结起来／独立就会到来。”有的旋律和歌词不符。好像是从另一个时代的歌里偷过来的，以前那些悲伤的叙事曲，就像古老黎明的光。卢多把身子半掩在窗帘后，透过窗户窥探，看着卡车经过，上面载满了人。一些人举着旗帜。另一些人则举着有口号的横幅：“完全独立！”“五百年的殖民压迫该停止了！”“我们要未来！”这些要求都以感叹号结尾。感叹号和游行者身上的砍刀混在一起。砍刀也在旗帜和横幅上闪耀。有些人双手各提着一把刀。他们让刀刃相碰，发出阴森的喧嚣。”

• 我们的天空是你们的地面。

• 我害怕窗户外面的东西，害怕喷涌进来的空气，害怕它带来的响声。我畏惧蚊子，畏惧无数我不知道名字的昆虫。我觉得什么都是陌生的，我就像鸟儿坠入流水里。我理解不了从外面传进来的语言，收音机把它们带进家里，我理解不了他们在说什么，哪怕他们似乎在用葡语说话时也是一样，因为他们说的葡语已经不是我的语言了。
  对我来说，就连光线都是陌生的。

  光线太强了。

  有些颜色不应该出现在健康的天空。

  比起外面的人，和我更亲近的是我的狗。

《蝇王》

• “我正在选地方，”杰克说。“我正在等机会拿主意往哪下手。”“你该用刀戳下去，”拉夫尔狂热地说道。“人们老是说杀猪的事。”“割猪的喉咙放血，”杰克说“要不就吃不成猪肉。”“那你为啥不？”孩子们很清楚他为啥没下手：因为没有一刀刺进活物的那种狠劲；因为受不住喷涌而出的那股鲜血。
  以后多次出现的歌以及杰克内心变化的开始

•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 猪崽子引申着说，“事情总有科学性的一面。再过一两年战争就会结束，人们就会到火星上旅行去，再从那儿回来。我知道并没有野兽——没那种带爪子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也根本没什么可害怕的。” 猪崽子停了一停。 “除非——”不安的拉尔夫动弹了一下。 “除非什么？” “除非咱们害怕的是人。”

• All monsters are human.

• 拉尔夫平躺在地上，仰望着棕榈树林和天空。 “这个会那个会的。咱们不是老爱开会吗!每天都开。一天两次。尽扯淡。”他支起一个手肘。“我敢打赌，要是我现在吹起海螺，他们准跑着过来。你知道，然后咱们就煞有介事地开会，有的就会说我们该造架喷气机，有的会说该造艘潜水艇，还有的会说该造一台电视。可一开完会，干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东游西荡开了，要不就会去打猎。” 杰克脸红了。

• 西蒙一松手，原先像形成屏幕似的枝叶又回复原位。倾斜的淡黄色阳光渐渐减弱；阳光擦上矮灌木丛，抹过像蜡烛似的绿色花蕾，朝树冠上移去，树木下面的夜色更浓了。缤纷的色彩随着光的隐去而一起消失；暑热和急切的心情顿时也冷了下来。蜡烛似的花蕾微微地颤动着。绿色的萼片稍稍收缩，乳白色的花尖雅致地向上迎接开阔的夜空。

• 小家伙珀西佛尔老早就爬进了窝棚，在那儿待了两天，说呀、唱呀、哭呀，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并感到有点好笑。从那以后他形容憔悴，眼睛红肿，变得可怜巴巴的；成了一个不玩尽哭的小家伙。

• 海潮把他往岸的深处赶，他的脚印所形成的一个个小坑截住了一些小生物，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主宰的错觉。

• 罗杰弯腰捡起一块石子，瞄了瞄，朝亨利扔去——可没扔中。石子——荒唐岁月的象征——在亨利右面五码处弹起，掉进水里。罗杰收集了一把石子，又开始扔起来。可亨利周围有一个直径约六码的范围，罗杰不敢往里扔石子。在这儿，旧生活的禁忌虽然无形无影，却仍然是强有力的。席地而坐的孩子的四周，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罗杰的手臂受到文明的制约，虽然这文明对他一无所知并且已经毁灭了。

• 拉尔夫在这伙孩子当中，肮脏不堪，蓬头散发，连鼻子都未擦擦；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

《野草》

•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 全然忘却，毫无怨恨，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无怨的恕，说谎罢了。

• 翁——前面？前面，是坟。 客——（诧异地，）坟？ 孩——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
  角度

• 客——料不定可能走完？……（沉思，忽然惊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
  翁——那么，你，（摇头，）你只得走了。 客——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举起一足给老人看，）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但血在那里呢？可是我也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我只得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一路上总有水，我倒也并不感到什么不足。只是我的力气太稀薄了，血里面太多了水的缘故罢。今天连一个小水洼也遇不到，也就是少走了路的缘故罢。
  客——但是，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 翁——我知道。 客——你知道？你知道那声音么？ 翁——是的。他似乎曾经也叫过我。 客——那也就是现在叫我的声音么？ 翁——那我可不知道。他也就是叫过几声，我不理他，他也就不叫了，我也就记不清楚了。
  翁——你带去罢。要是太重了，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 孩——（走向前，）阿阿，那不行！ 客——阿阿，那不行的。 翁——那么，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孩——（拍手，）哈哈！好！ 客——哦哦……。 （极暂时中，沉默。）

•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 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 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

《我们最幸福》

• 许宰锡从战俘营里逃了出来，他在回忆录中写着，他们被关在肮脏的战俘营里，不准洗澡也不许刷牙。头发长满虱子，未受治疗的伤口爬满了蛆。他们一天只吃一餐米饭与盐水。

• 一九五〇年代，许多人在这个越来越类似古代中华帝国的北韩遭到整肃，金××的领袖地位也变得不可动摇。

• 昔日的阶级结构受中国哲学家孔子学说的深刻影响，孔子认为人必须恪守社会等级的金字塔。金××吸取儒家思想最不人道的元素，并将其与史达林主义结合。在金字塔的顶端，由金××及其家族取代皇帝的位置。往下则依序是五十一项分类，可以概括为三大阶级：核心阶级、动摇阶级与敌对阶级。 敌对阶级包括“妓生”、算命师与“巫堂”。另外还包括政治嫌疑犯，关于这点，在根据脱北者证词写成的北韩人权白皮书中有着明确定义： 出身富农、商人、实业家、地主或似有资产已被充公者的家庭；亲日与亲美分子；反动派官僚；投诚北韩者...佛教徒、天主教徒、遭开革的公务员、在韩战中协助南韩者。

• 夜晚，俊相的父亲独自坐着抽烟，忧郁地叹气。他们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担心隔墙有耳——独栋房子的好处就是能拥有一定程度的隐私——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他们不敢走出家门说他们想离开这个社会主义天堂，回到资本主义的日本。

• 在北韩，记者是一份声望很高的职业，因为记者是政府的喉舌。“依照 Party 的指示写作才是英雄”，××日表示。

• 北韩招来世人的讪笑。我们嘲弄北韩宣传的夸大不实与北韩民众的愚昧易欺。但别忘了，北韩的洗脑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每天十四个小时待在日托中心；往后五十年，每一首歌、每一部电影、每一篇报纸文章与招牌告示都在神化金××；这个国家被密封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人民无从怀疑金××的神性。在这种状况下，谁有办法摆脱呢？

• 由于北韩太贫困，电力供应不足以维持电子监控，所以国家安全必须仰赖人力情报——告密。报纸偶尔会出现文情并茂的报导，描述勇敢的孩子纠举父母的违法行为。由此看来，因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而被邻居告发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 回家之后，长博被妻子痛骂一顿，凄惨的程度不下于政治警察的询问。那是他们婚后最严重的一次争吵。对宋太太来说，这不只是丈夫对政府的不敬，也使她人生第一次感到强烈的恐惧。她的行为一直毫无缺点，她的信仰也绝对真诚，她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很可能受到伤害。

• 忍受饥饿成为一种爱国责任。平壤街头挂起了新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天吃两餐。”北韩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无论如何，粮食缺乏是暂时的——报纸引用农业官员的话表示，来年稻米酱油特大量的收成。 当国外媒体与一九九三年报导北韩出现粮荒时，北韩新闻媒体纷纷表示愤慨。 国家以低价提供粮食给人民，民众因此不清楚米价。这才是朝鲜北半部的实情。我国所有的民众都过着幸福的日子，完全不用担心粮食不足的问题。

• 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国家、罢黜自己的领导人、表达自己的看法或抗议。为了继续过日子，一般民众只能要求自己不要想太多。然后人性固有的求生本能会告诉他们要保持乐观。

• 政府值得被抱怨的地方越多，就越要确保没有人抱怨。

• “我们的国家陷入朝鲜民族五千年来最深沉的悲痛之中”，平壤电视播报员以庄重而平缓的语调表示。

  5000?

• 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在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

• 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以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课本上的几道题目为例： “八名男孩与九名女孩唱歌赞美金××。唱歌的孩子总共有多少人？” “在反抗日本占领时期，一名女孩送信给我们的爱国部队。她把信放在装有五颗苹果的篮子里，却在检查哨被日本士兵拦住。士兵偷了两颗苹果。请问还剩几颗苹果？” “三名朝鲜人民军士兵杀死了三十名美军士兵。如果这三名士兵每人杀死的美军士兵数量一样，那么他们各杀了几名美军士兵？”

• 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千人的死是统计数据，

• 到了一九九八年底，饥荒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不一定是因为情况改善，也可能如宋太太日后猜想的，是因为少了几张嘴吃饭。 “会死的全死光了。”

• 理发是门赚钱生意。妇女就算肚子饿，也会把手上最后一分钱拿来理容烫发。

• 过去，宋太太知道自己与周遭认识的人一样穷，因此能安于贫困。现在，她却看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些人做的事情在十年前是经济犯罪，但这些人现在缺脚踩皮鞋身穿新衣洋洋得意地走着。反观那些全职工作的人却还是饿着肚子。通货膨胀已经失去控制。一九九八年底，黑市米价打倒一公斤两百元。即使薪水重新发放，一般的办公室员工或老师每个月也只能帮家里买到两三天粮食。孩子必须趴在地上捡拾从米袋细缝掉落的白米或玉米。

• 对俊相来说，每次回到清津总会发现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在大学里，俊相完全隔绝于极度贫穷的生活之外。他可以吃饱，而且晚上有电可用。平壤顶尖大学的学生是特权城市里的特权公民。然而，一旦他离开学术的保护圈，现实就会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 俊相有了自己的房间后，就用祖父余下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台索尼牌电视机。根据北韩法律，他必须向电波检查局登记这台电视机。北韩已经停产电视机，进口的电视机必须把频道固定在政府的电视台上，并且要去除选台功能——这是北韩版的功能限制品，用来防止电视机接收任何外界资讯。北韩人开玩笑说自己是“井底之蛙”。对他们而言，头上那块圆形光景就是全世界。拥有技术知识的人早已想出破解之道。如果是收音机，要破解很容易——拆掉收音机的外壳，切断粘在选台钮上的传送带，改用橡皮筋套上，这样你就可以任意选台。至于电视机则需要专门知识。 电波检查局在电视机的按钮上贴了一张封条，证明这台电视机已经设定只能接收当局准许的电视台节目。为了在不破坏封条下碰到按钮，俊相找了一根长而细的缝衣针，用这根针来推这些按钮。他的房间有道后门通往源自，他在那里安装了天线。俊相利用夜里大家入睡时试验，他不断调整天线，直到接收到自己想要的讯号为止：南韩电视台。 俊相只在深夜聆听电视。从九十英里外穿越非军事区传来的讯号在这个时间是最清楚的。他会先等房东上床睡觉后才打开电视——屋子的墙壁很薄，他可以听到他们的鼾声。电视机没有耳机插孔，所以他只能把音量调高到刚好可以听见的程度。俊相蹲在电视机旁，耳朵紧贴着喇叭，他一直维持这个动作，知道腿与脖子受不了为止。他听电视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多。而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他总是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因为电波检查局是出了名的总在令人意外的时刻进行突击检查。离俊相房间几户的距离，有个邻居养了狗；俊相在夜里只要一听到狗叫声，就立即扭回中央广播频道，并且冲出屋外拆掉天线。 电视检查员确实来了。其中一名眼尖的检查员注意到封条上帖子一块透明胶带。这块透明胶带是俊相用来遮掩缝衣针留下的记号用的。 “这块交待是做什么用的？”检查员问。 俊相的心跳加速。他曾听过一整个家庭被送进古拉格，只因为其中一名成员看了南韩的电视节目。他有一个朋友只是被怀疑停了南韩广播节目，就被询问了一整年，在这段期间，他一直关在不见天日的房间里。当他获释时，整个人是惨白的，而且神经受损。 “喔，我怕封条掉了，所以贴胶带固定住”，他尽可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检查员皱了一下眉头，这事就不了了之。 好不容易通过这道关卡，俊相应该更谨慎小心才是，但他还是掩不住内心的好奇。他对资讯有着无法满足的胃口，他需要即时的最新讯息。电视带给俊相的不只是外在世界的新闻，还有更多他从未听闻的外界对他的国家的看法。

  某种科学手段？

• 北韩大学生与知识分子不敢像其他共产国家的青年一样发动抗争。没有布拉格之春或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的压迫非常巨大，任何有组织的抵抗都无法生根。

• 我们的敌人可以制作这些内容来美化帝国主义世界与散布他们腐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受到这些不寻常的内容影响，我们的革命心态与阶级意识将会麻痹，我们对“金××”大元帅的崇敬将会消失。

• 一名北韩学生则是从官方媒体的照片中看出端倪。照片显示有一名南韩人站在罢工的警戒线上。北韩官方原想用这张照片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是如何遭受剥削，但这名学生却发现这位“受压迫的”工人穿着有拉链的夹克，口袋里还插着一枝原子笔，两者在北韩都是奢侈品。

• 这些报纸不应该扔在地上，可能会有人踩到金××或××日的照片。

• 金医师看到一条通往农舍的泥土路，大多数的农舍外侧都围着墙与铁门。她走到一间农舍前面，发现铁门没锁。她推开门，谨慎地扫视院内。金医师看到地上放着一个装了食物的小铁碗。再仔细一看——那是米饭，不仅是白米饭，里面还拌着肉片。金医师已经不记得上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米饭会摆在这里，而且居然放在地上？当金医师听到狗叫声时，一下子全明白了。 就在前一刻，金医师还有点希望中国跟北韩一样穷。她仍愿意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她一辈子珍视的新年也能得到证明。但现在她无法否认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中国的狗吃得比北韩的医师好。

• 我遇到不少清津人，他们都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什么政府不滚远一点，让我们好好过日子？

• 也许他们并没有明确等待的东西，他们只是在等待改变。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 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

• 在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中所载的集会自由都是骗人的东西，因为就是在文明国家里，冬季毕竟还没有消灭、气候还没有改造过来，集会需要有会场，而好的建筑都是私有财产。所以我们先要没收好的建筑，然后再谈自由。

• 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我将独自前行》

• 这是一间老屋子，一切都已老旧得仿佛经过了熬煮，呈焦糖色。

• 人的内心可不只有一层那么简单，而是一层又一层叠加起来的。刚来到人世还是婴儿时候看到的世界，是俺的第一层，后来，为了活下去，俺生成了各种各样的层，一层又一层，可以说是被教会的，也可以说是被强行灌输的，就像人们觉得很多事儿“非得这样”“一定得那样”。那些选择，俺以为是自己做的选择，其实呢，是被动的，被世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约定俗成所要求，那些认知累积成了沉重的一大块，就相当于地球的板块似的。

• 现在我体会到奶奶的心境了，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恐惧的心境。也就是说，孤独的人不仅仅是我啊，大家都一样啊，天底下大多数事情都是循环重复的，奶奶和我，隔了70年的时光而同病相怜。

• 当俺知道世上有怎样努力也无可奈何的事情，就觉得时刻争论输赢的活法是多么可笑，无限抢占资源的活法是多么可笑，那些拼命使劲的活法是多么可笑，完全是将力气用错了地方。那时俺知道了人的弱小无助，知道了世界上有一面叫绝望的墙壁。懂得了这个道理，俺反倒感觉轻松了，而在那之前要如何为人处世，才是人要考虑的。一旦抵达，俺就好像成了另外一个自己。

• 受潮的米饼落在地板上，静默片刻，桃子计算着时间，在心里数着“一，二，三！”扭头望去。看见了！哦不，好像看见了。灰中带青色的后背到腹部，乃至细细的尾巴——确实仿佛从眼前掠过。 桃子看不真切，只一个劲儿拧着脖子往后看，这姿势不行，得再转过身去看看。桃子想调整坐姿转过去看个真切，而此时她脑子里又涌现出很多很多人。不过，桃子觉得这根本不算啥了，她甚至觉得自己可能还能跟老鼠对话呢。这么想着，桃子干脆很有节奏地用双手猛拍了一下大腿，打算借这股反弹力站起来转过去，她预料中本该发出清脆的一声“嘭”，入耳的却是含混不清的一声闷响，像受了潮。 桃子望过去，地板上只有散落的米饼，哪里有等着喂食的老鼠的踪影。桃子呆呆站了会儿，为自己的孩子气自嘲地笑了。没有老鼠。她意识到如影随形可相依偎的只有渐渐袭来的衰老。 啊，我是独自一人啊，独自一人好寂寞啊，这两句话在桃子心中翻滚着。

• 现在想来，“年轻”的同义词就是“无知”啊。一切都要自己经历过才会如梦初醒，幡然了悟，这么说来，“衰老”的同义词是“经验”，或者是“懂得”啊。

• 桃子仿佛感觉到，准确说是仿佛听到奶奶对她说话了，她立即被一种伤感包围了。桃子有一种冲动，好想变成个四五岁的孩子，将脸埋进奶奶的大围裙，嗷嗷地放声大哭。奶奶的围裙散发着太阳底下草席上头晾晒的萝卜干的甜味儿。桃子好想将脸埋进奶奶的大围裙，可是桃子费力地忍住了这股冲动，要知道，桃子如今的岁数已经和那时的奶奶岁数一样了。 桃子害臊地笑了。 就因为吃饱了撑的站在这儿眺望黄昏的天空，所以才东想西想的——桃子干脆利落地关上了玻璃窗，那瞬间，梅花的香气好像软软地飘进了屋里。

• 终于，桃子用沙哑的声音说：“直美，那个，会传染的。” “啥？妈你说啥？” 桃子快急哭了，她不知道咋说明白。

• 桃子认为，人的感情或者说情绪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完全超乎理性的想象。人这一生就像个陀螺一样被那股力量抽动着打转转。无论转到什么位置、什么方向，都顾不上去想这结果究竟是好是坏，人能做的就只是接受结果。桃子只是想看明白抽动着自己的能量是怎么一回事，想探明那股力量的真相，也想关注那股能量随着命运流转会有怎样的变化——毕竟桃子可是当事人哪！

• 很多母亲愿意把钱给儿子，愿意让儿子啃老，是因为内疚于和儿子关系太紧密，剥夺了儿子的生命力，让儿子活在了空虚里，然后又把儿子的空虚也看作自己的责任。就是这样，母亲们努力做“母亲”，只有做“母亲”才能活下去。

• 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重要，哪怕是亲生孩子。没有任何人比自己更重要，哪怕是亲生孩子。 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就这么简单。不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托付在孩子身上。托付着，依赖着，以期待为名，行绑架之实。

• 既然人生变得这么漫长，又何必纠结于父母啊、孩子啊这些概念。在共同拥有一段人生之后，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走向新生活，各管各的，这不就行了嘛。

•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一生为代价而得到些许感悟，甚至可以说，也许就是为了在人生走向终点时寻找到这么一点点感悟而埋头操劳这一生。无论那点感悟是多么陈腐，又或者是多少人早已有过的司空见惯的东西，可是自己实实在在地付出一生的时间和精力而获得的感悟，却是一个人不可替代的人生之歌里动人的一句歌词，就那一点感悟一句词，装点了一个人原本平淡无奇的人生。

• 医院里的情景，与桃子所幻想的不同。桃子原本想着，大家都在忍耐着寂寞孤单，并且都曾在人生路上翻山越岭度过各自的艰辛，今日这些饱经风霜的人偶然集中到了这里……然而眼前的现实却是另一番毫无感慨可发的景象。传进桃子耳朵里的，是验血、心电图、血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验尿等话题，这些声音如一盆冷水，将桃子兀自膨胀的关于人生以及情怀的空想之火浇灭了，那些空想如泄气的皮球一样。

• 经过了一些沧桑的桃子，已经懂得持续“喜欢”并不容易，而且也懂得了能够那样旁若无人忘我投入的状态才叫作真正的“喜欢”。即使在旁人看来毫无意义，可是自己还是能全心投入，那才是人最幸福的时刻吧。后来桃子明白了，那时看到的大叔脸上的神情，就叫作“至福”，至高的幸福。

• 桃子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发展，毫无建树，活得那样狭窄，可不是吗？

• 空气都被晒得抖动起来，地面好像起火了一样。

• 桃子一只手紧紧抓住杯子，另一只手狠狠握着吸管在杯子里搅动，可怜的苏打水已经被搅动得翻江倒海，杯子里还剩三块尚未融化的冰块，被桃子握着吸管恶狠狠地戳着，就好像跟它们有杀夫之仇。

• “把别人看得比自个儿重要，大家都说这就是爱。” “大家都爱赞美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爱、痴情的爱。” “我们受了很多那样的教育，让我们战胜自我，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人们总是试图让我们相信，那才是真正的爱，那才是正确的活法。” 在一片杂乱的话语声中，还响起了不知从哪里传来的背景音乐，响个没完没了——“爱是甘露，爱是坚强，爱是尊严，爱是高贵，爱啊，爱啊，只要有爱，世界就是完整的家，有爱的人最美！”

• “爱让人放弃自我，而且还被教育为那是美德。”

• 人与人之间，无论多么亲密，都不会真的不分你我，那都是两个人。意识到这一层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很多岁月流走了。

• 桃子已经忘记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竹子生长时会发出声音。桃子在家乡时没见过毛竹，所以第一次听见竹子的声音时很是惊诧，还以为竹子后头藏了什么动物，因为那声音完全不像植物能发出的。

• 桃子对于竹子的阴影也大吃一惊。越是无人的竹林，越是个暗黑空间，几乎暗黑如夜。而最令桃子吃惊的，是如今自己对那暗黑的亲近。要知道当桃子还是个小孩子时，她对黑暗有着无比的恐惧，如今却享受起那片幽暗来。

• 桃子这个人，是一个需要比一般人多一倍的关爱的人，是一个向人间乞求很多很多爱的人。虽说桃子得到了家庭的爱和温暖，但依然需要很多的爱。与此同时，她也有很多给人带去幸福快乐的愿望。因此，她对于别人的要求总是特别敏感。对于旁人的要求，桃子可以创造一个自己去迎合和回应。 大家希望桃子是怎样的人呢？应该是柔顺的，随和的，任何时候都愿意满足别人要求的人。不知从何时起，桃子就成长为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的人。从结果来说，桃子成了“好人”框架里安分守己的人，不敢越过框架半分。她乖巧无棱角，不拒绝别人的要求，也没有个性强烈的自我。 桃子花了很多时间才发现这一点。很多时间是多长呢？那是桃子活到现在的岁月。哎呀，桃子觉得事到如今也唯有这么叹息一声而已。

• “有时候，人会特别沮丧，就好像心碎了一样，而且别人怎么安慰都没用。此身不知怎么安顿，此心总是忧愁难解，甚至想要放弃一切。其实那也没啥，俺已做好思想准备，俺现在正沉浸在无限的让人瑟瑟发抖的寂寞之中。

• 那时候，俺发现了，发现了一个内心喜悦的自己。是，俺为周造的死而喜悦，那也是俺的一面。那一刻俺明白了，那是俺一直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面，在极特殊的时刻它浮现出来。人的心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曾彦修访谈录》

• 清廷初建时，四川几乎是空的。现在的历史不讲真话，其实是张献忠及部下杀干净的。现在我们的历史反过来讲，说是清兵杀干净的。这说不通，一个统治者把人都杀光了，它统治什么呢。能够认识到，并坚持是张献忠杀光的，是鲁迅和郭沫若。对此我很佩服。

• 一生奋斗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吗？我反省自己，我已经被改造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恢复人性这个问题上，我是最坚定拥护的人。任何反人性的人，我都坚持反对，不会同他有共同的语言。现在我们也要「呐喊」，就是恢复人性的「呐喊」。我相信，反对「人性」的共产主义，不管在哪里都会失败的。

• 另外，他的刊物骂蒋介石，那种骂法，我也喜欢。他不像「左翼」，他用各种各样滑稽讽刺达到骂的目的。这些影响使我对生硬教条的东西，一生不感兴趣。据说像林语堂那样，当时官方有个说法，说他们是「软性反动」。林语堂那一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抓我的辫子，判我的邢，办不到。但是我挖苦你，厉害得很。
  emmm… 现在不需要抓辫子也能办得到

•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除了书报，还有一些事情。
  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原来我不反对你，但我看见你的镇压，太残忍了，太没有人性了。不是别的人教我，是我看见你的行动后，起来反对你的。有一天晚上，我拿着一本左倾的书经过北门城门洞，城门洞里贴得有标语，城门洞两边的油灯照得清清楚楚：“打倒刽子手蒋介石！”当时有卫兵在城门洞两头守，我走得很快。看到这条标语，糨糊似乎还没有干，就像看到革命青年的鲜血一样，知道共产党还有，不管是有组织还是没有组织，还有。他们真是不要脑袋的人，如果贴标语时被抓到，就要被杀头的呀。当时我心里明白，贴标语的人，才出城门洞不久。那种仰慕之情，那种感动，真是到极点了。

• 我们到这里的任务很明确，第一，反奸反霸；第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第三，建立组织，包括党的，青年会、妇救会、民兵等这一套；第四，扩军，动员参军。土地改革最后看你有没有成绩，往往是用有没有与有多少人参军来考核的，这是跟扩大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的情况看来不是到了非要土改不可的地步，但你不土改，兵源扩大就成问题。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 在字里行间中，我们看见了一个“朝着镣铐的方向奔跑着，满心以为这样便可获得自由”的可悲的人类形象。

• 我想要生来自由，死亦自由。也就是说，人们如此服从法律，以至于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撼动法律那值得尊敬的枷锁。这是一个温和而有益的枷锁，就算那些最骄傲的头颅，也不无温顺地佩戴着，因为他们生来就不应该佩戴任何其他的枷锁。

• 人民一旦习惯主人的存在，便再也无法脱离他。当他们试图打开桎梏时，他们却与自由渐行渐远了，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自由不过是与桎梏相反的毫无节制的许可，而他们的革命最终几乎都将他们的命运交给了那些只会加重他们锁链的引诱者。就连罗马人，这一所有自由人民的典范，在摆脱了塔尔干王朝（Tarquins）的压迫后，最终仍然没能做到自治。

• 他们习惯于以改良为借口忽视以往的惯例，在矫正较小缺陷的同时，却反而引起更大的弊端。

• 一只机警而又忠诚的看家犬只有当听见小偷靠近时才会紧急地叫唤起来，于是整个屋子的人马上苏醒过来，立刻处于警惕状态；但是，人们却讨厌那些扰乱公共安宁、无休无止地狂吠着的狗，它们发出的不合时宜的警报，会使人们在必要的时候，反而不再相信了。”

• 他们之所以成为你们的臣民，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是因为他们对你们的丰功伟绩应有的而且已经表现出来的敬爱。他们如此敬爱你们，所以你们对他们也应该心存感激之情。我非常高兴地发现，你们带着何等的仁慈与和蔼，来为他们缓和法律执行者应有的严峻；对于他们应该对你们表示的服从与尊重，你们又是以何等的器重与关怀来回报他们。这是充满正义和智慧的做法，它可以让那些本就应该被人遗忘而且不应再被提及的不幸事件逐渐远去。正因为你们的行为如此贤明合理，所以这些公正、慷慨的人民以履行自己的义务为乐，自然而然地向你们表达敬意，而最终最想要维护自身权利的人，正是最希望维护你们的权利的人。

• 历史已经为我们展示了多个类似的例子，他们为了维持所谓的神权，实则就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一边不惜大肆屠杀生命，另一边，又不断强调人们应该始终尊重他们的生命。

• 更为不幸的是，正是人类取得的所有进步使其不断远离最初状态。我们获得越多的新知识，就越无法获得理解最重要事情的途径。也就是说，我们越是努力地去研究人类，就越无法理解人类。

• 神让你做什么样的人？ 现在，你在人类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 哦，人类啊！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的观点为何，请听我说！这就是我所读到的关于你们的历史，这并不是从你们同类那骗人的书籍中获得的启示，而是从那从不撒谎的大自然中窥见的真理。所有来自大自然的东西都将是真实的。除非是因为我不小心掺杂了自己的意见。我要探讨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你们的变化可

• 我们所经历的大多数苦难都是我们咎由自取的结果，同时，如果我们能够维持自然赋予我们的简朴、单纯、孤单的生活方式，我们本可以避免所有这些苦难。 如果自然赋予我们的是健康，那么我几乎可以确定：思考的状态是一种反自然的状态，而进行思考的人类则是堕落的动物。

• 不要再将野蛮人与我们现在看见的人混为一谈了！自然对所有处于自己看管下的动物有着特殊的眷顾，这份偏爱似乎在向世人展示自然是如何地珍视自己对这些动物的看管权。

• 可以说，我们对这些动物所有的照顾与喂养都只会让它们退化。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群居与奴隶化的过程中，他逐渐变得虚弱、胆小、卑躬屈膝，安乐而又萎靡的生活方式使他不再充满力量与勇气。而且，野蛮人与文明人之间的差异必然大于野兽与家畜之间的差异，因为虽然自然对人类和兽类一视同仁，但人类给自己安排的种种享受比给那些他们驯服的动物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退化得更加显著的原因了。

• 请你毫无偏见地对比文明人与野蛮人的生活状态，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去研究，文明人除了他的邪恶、需求和灾难外，他是如何向痛苦和死亡敞开了大门。你会观察到令我们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让我们因筋疲力尽而变得悲哀的强烈激情，压在穷苦人民身上的过度工作以及令富人们沉溺其中、使一些人因缺乏它而死亡，而另一些人却因享受过度而丧命的更加危险的安逸生活；你会想到各种食物超出寻常的混合、有毒的作料、腐烂的食物、掺假的药品以及所有那些售卖假药者的诈骗、医生处方的谬误、配制药剂所用的各种有毒器皿；你会注意到那些在人口聚集地由于空气不流通而导致的流行性疾病；那些由于我们过分考究的生活方式，由于室内室外温度的悬殊，由于增减衣服太过不小心以及由我们所追求的一切肉体享受（这种享受随后变成了必要的习惯，当对这一习惯稍有疏忽或不能满足时，往往会使我们丧失健康或生命）所导致的各种疾病；如果你注意到那些烧毁或摧毁整个村庄，在短短一个月内造成上千人丧生的火灾和地震；总之，如果你将所有这些原因在我们脑海里持续形成的危险联系起来，你将会感受到因我们忽视大自然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地惨重。 在这里，我就不重复那些有关战争的事情了，这些内容我在其他地方已经有所提及。

• 还存在着多少阻止人类出生、欺骗自然的可耻行为呢？这些行为，是侮辱大自然最迷人作品的残忍堕落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不为野蛮人或者任何动物所知的，它是诞生于文明社会里的一种腐朽的想象力：或者是秘密的堕胎，这一放荡与堕落的必然产物；或者是溺婴抑或弃婴，无数婴儿成了父母贫困潦倒的牺牲者或者母亲粗俗羞耻的受害者；最后，或者是对那些不幸之人的阉割，他们的一部分生命和整个后代，都为虚妄的歌谣而牺牲，或者更糟糕的是，为某些人残酷的嫉妒心而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从受阉割者本身的遭遇来看，还是从他们被使用的目的来看，这种方法都是对自然的双重侮辱！ 但是，如此多凭借父权公开地侮辱人道的情况，难道不是更常见而且更危险的事情吗？在父亲粗暴的压制下，有多少天才被埋没，有多少儿女意志不得自由！有多少人在情况允许时本可以出人头地，却一头栽到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的情境中，悲惨而屈辱地过完一生！在那种始终与自然秩序相违背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幸福的婚姻因为男女地位的悬殊而被拆散或者遭到干预，又有多少贞洁的妇女失去了可贵的贞操！甚至有多少忠诚贤德的夫妇，只因错配了婚姻而使双方痛苦不堪！有多少因为父母的贪婪而深受其害的不幸青年，每日沉溺于放荡的生活之中，在泪水中过着悲惨的日子，深陷在那些被他们内心所拒绝，却被金钱所推动的无法摆脱的关系中沉痛呻吟着！如果他们中有人，在野蛮的暴力还没有导致他们在罪恶或绝望中度过一生之前，凭借自己的勇气和美德从这种生活中脱离出来，那么这个人该有多么地幸福啊！永远可怜的父亲和母亲，请原谅我又勾起了你们痛苦的往事；但是，我希望你们的痛苦，能够为所有胆敢以自然的名义来侵犯自然最神圣权利的人，提供最为永久和可怕的借鉴。

• 我并不打算揭开掩盖着如此多恐惧的面纱，我们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将人类的“恶”指出来，以便他人为此寻找良方。

• 对于那些贪图个人享受和渴望他人尊重的人而言，奢侈的出现不可避免，这种奢侈很快地完成了在这个社会中已经开始的“恶”。它以让穷人们存活下去为借口（其实是不应当以富人的奢侈来养活穷人的），实则使所有其他人都变得贫穷，而且迟早会导致国家人口的缩减。 奢侈这一声称治愈“恶”的良方却比“恶”本身还要糟糕。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那些或大或小的国家中，“奢侈”本身就是万恶之最：在这些国家中，为了豢养大群仆从或者无耻之徒，劳动者和公民都被压榨得破了产。它就像那南方灼热的风，使草地和绿野到处布满贪婪的昆虫，将益虫的食料全部吃光；凡是这股热风所到之处，无不发生饥荒和死亡。

• 随着工业和其他艺术的不断发展与壮大，耕种者们被轻视，同时却要负担起国家维持奢侈的所有税务，最终只好在劳苦与饥饿中度过自己艰难的一生。最终，他们被迫离开田地，来到大城市另谋生计。人民愚蠢的目光越是钦羡大都市的美好，国家便越会出现农村被抛弃，田地荒芜，大街上充斥着沦为乞丐或是小偷的人们的不幸景象。这些不幸的人可能最终在车轮刑上或穷困之中结束自己悲惨的一生。正是这样，国家一方面变得富足，而另一方面却逐渐变得脆弱，人口也逐渐萎缩；也正是这样，即使是最为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在一系列努力后，总是会从富足变得荒芜，最终沦为那些遏制不住其侵略野心的弱小国家的猎物。接着，这些国家又会兴盛与衰败交替出现，直到另一个国家又发动侵略，将其消灭。

• 于是便产生了那些迂腐的哲学家经常使用的一句伦理学上的惯用语：“世界各地的人类都一样。”既然他们有着相同的情欲和罪恶，那么研究足以区分各个民族的特征就毫无用处了。这样的推论就好比：如果有人说他无法区分皮埃尔和雅克，那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和两只眼睛。

• 在别人用了那么多世纪来测量和考察房屋以后，他们终于想到要去认识一下居住在房屋里面的人了。

• 除去旅行家们的叙述外，我们对东印度民族的认识几乎为零，因为尽管时常有欧洲人前往此地，但是他们的目的更多地是装满自己的钱袋，而不是满足自己精神上的好奇。整个非洲和非洲居民都还有待我们的考察；那些居民无论在性格还是在肤色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整个地球上还布满了许多种民族，我们到现在还只能叫出它们的名字，而我们居然想对人下评论！

• 我们一定不能将自尊心（amour-propre）和自爱心（amour de soi-même）混淆，因为这是两种无论在本质还是效应方面都截然不同的激情。自爱心是一种驱使所有动物注意自我保存的自然情感。在人类中间，这种情感在理性的指引下，以及在同情心的改变下，造就了人道和美德。而自尊心则是一种相对的、不自然的，而且是来源于社会的情感。这种情感驱使每一个人重视自己甚于其他任何人，从而催生了所有人类相互间的伤害，并且成了荣誉心的真正源头。

• 真正的自然状态下，自尊心是不存在的。

• 人类却生来处于桎梏之下，当他们感受到枷锁的重量后，他们习惯戴着它，然后等待着摆脱它的机会。最后，当人们已经习惯于已有的诸多便利后，这些便利迫使他们保持聚集状态，因而分散变得不如在原始时期那么容易了。要知道，在原始时期，每个人只对自己有需求，每个人都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而不需要得到他人的同意。

• 为避免公民的命运或者地位的决定权完全落入法官之手，法律只给予法官评判行为的权力，却不给予他们评判人的权力。这一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只有像古罗马人那样淳朴的风俗才能经得起法官的监督。只是后来，法庭的出现扰乱了这一切：将好人与坏人区分开来的，应该是大众意见；而法官只不过是严格法律的判官。人民才是真正的道德上的审判者，是一位正直的，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经验丰富的审判官。人民或许可以被欺骗，却绝不能被腐蚀。因此，公民的等级不应该视他们的个人功绩而定，因为这样只会给予法官随意解读法律的权力，而应该根据他们对国家的实际贡献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出更为正确的评价。

《岂不怀归》

• 其实从社会流动的视角来看，深圳的农民工流动不仅仅是人口的地域流动，还包括职业流动和身份流动，属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最为常见的社会流动模式。这一流动模式所具有的经济上接纳、社会上孤立、身份上排斥的特点，导致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获得合理的社会保护。流动人口在遇到问题时，只能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比如三和青年经常提及的被黑中介、黑工厂“坑”的问题，表面上是劳资纠纷，实质上可能意味着社会歧视和欺凌。黑中介、黑工厂之所以敢向流动人口下手，是一个选择性的结果，而正是由于流动人口应对劳资纠纷的手段不多，难以获得有效的社会保护，黑中介、黑工厂才屡屡得手，而流动人口也自然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进而沦为城市社会底层，底层社会的出现是目前社会流动模式的真实体现。

  后面提到「大城市没有把他们当作城市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替换品』」，这跟现有的就业环境也是异曲同工，很多企业不怕没有人，再廉价再压榨总会有人因生计或其他而选择妥协。

• 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而“90后”和“00后”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能够多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90后”和“00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权利意识方面，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会主动维权。但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90后”和“00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过程中把农民工“非人化”对待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或许是异化，“非人化”却又不同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异化，因为“非人化”背后更多是制度因素和资本因素的有意为之，而非市场因素和资本因素自发形成，故此，其复杂性应该远胜马克思所讨论的异化。

• 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 有人说，来之前还可以全面思考问题，现在心里所想的就特别简单，特别渺小，就是如何吃上饭、睡上觉，如何过一天、一星期、一个月对于人生目标不敢多想。甚至有人说三和已经给他留下了阴影，整天就是为底线生存打拼，甚至都不求一天吃三顿，只求暂时消除饥感。很多人也都会有疑问，为什么不离开三和？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或城市？三和青年最常见的答案是“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每个人离开习惯的生活环境都会不适应，这对于任何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挑战。适应了三和的生活之后，人最大的变化是缺乏融入城市生活的勇气，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视作被城市抛弃的人群，他们指责工厂、中介黑心，实际上都是在为脱离社会寻找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有些青年把不能离开解释为没有足够的钱：“现在主要是先挣点钱，挂逼都离不开这里了。”

  这里说他们为脱离社会找理由，其实在我看来也不是全然如此，一方面努力去融入这个冷漠的城市，一方面被城市无情的当作螺丝钉，想要逃离资本家和经济洪流而选择或被迫选择了三和。

• 警务室在中介归还身份证后，又给“跳楼哥”买了一顿饭，就放他走了。

  可能是为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龙华街道的办公人员到三和青年跳楼的地点了解情况，给出的意见是尽快给能进入楼层的通道、走向跳楼窗户的道路设置障碍物，封死出口，并没有想到如何通过治理“黑中介”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和青年的问题。

• 本是一句对卖手机的人有益的建议，却令这名摊贩失去了一次赚钱的机会，那人恼怒之下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提建议的三和青年就上演了“举车砸人、发泄怒火”那一幕，幸好并没有伤到人。而围观的三和青年则群情激愤地煽风点火，说：“动手打啊、不打不是大神丢三和的脸！”举车砸人者也在围观者的鼓噪下动手推搡。此时有协警值班巡逻，却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据说，协警在等二人真打起来，之后就可以把打架的人带回警务室，从中获得一定奖赏。由于青年仅仅是发泄心中怒火，并不愿把事情闹大，举起的单车并未到任何人两人相互推搡几个来回后，事情便不了了之。

• 警务站和警察是此次事件的关键参与者，他们根据证据和法律规章办事，承担着与各方协商沟通的工作，尤其是在事件进行过程中警察一直安抚和控制三和青年的情绪。可是，由于三和青年未与招工者形成真正的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补偿的确认是十分困难的，最终只能对招工者是否非法招工进行调查。

  早上 5 点多，警务室外的三和青年已经离开，没再纠缠此事有位瘦高的青年在三和市场寻找参与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想要再次聚到警务室要求解决问题，但却无法继续把其他参与者组织起来。这次的事件很快就成了“历史”，从中反映出三和青年自身力量弱小，也不懂得如何合理合法抗争的境况。他们没有发声渠道，即便出了题也根本不会有人关心。三和青年是社会底层，是弱势群体，还背负着生存压力，或是背后有不愿意透露的生活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也已经消磨掉他们的活力，当自己无法组织起来合理合法抗争的时候，谁又会真正关心他们？

•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视角去揣测不回家的三和青年，他们的出路更多地依赖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三和生活久了，或多或少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和身边的一些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没有感知，每天都可以周而复始地混迹于网吧、彩票店、人力市场，没钱的时候才去做日结，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的变化。除了做日结外出之外，他们很少接触外部的世界，而外部的世界对他们也毫无感知。在生活窘迫的情况下，几乎没人会关心别人的生活状态，在外来招工者、小旅馆的老板、做法人的代理眼里，三和青年就是用来赚钱的工具，而非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三和青年中，不是没有人对三和的生活产生极度的厌倦，不过他们并没有摆脱行尸走肉状态的底气，没有工作技能，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离开三和就要抛弃现在“轻松”“闲适”的混日子生活，过上辛苦劳作的“苦日子”，而他们是为了逃离辛苦劳作的“苦日子”才来到三和混日子的。所以，三和青年的自我觉醒更需要他们内心改变生活态度，但这对初来乍到的“新人”兴许有用，对厮混已久的老油条效用就要大大降低了。

• 在三和文化下生存的三和青年群体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每个三和青年都曾与他人一样，怀揣梦想和憧憬来到大城市寻找机遇，希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碎了他们的梦想。在缺少必要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本的情况下，他们即便尽所能地卖力工作，也只能游走在城市边缘地带，稍微懈怠和懶惰都会让他们轻易滑落到社会底层，并逐渐与主流社会产生断裂。其背后的原因，从小处讲是三和特有的文化环境和三和人力市场日结工作带来的客观后果；从大处讲，离不开中国社会最近一二十年的新变化，以及社会转型期，一些政策的不充分、不到位。
  的

《第三帝国的旅人》

• 甚至比新西兰人还明智。男士穿柔软的衬衣时往往不系领带，穿短裤也并不稀罕。许多女孩不穿长筒袜，只穿短袜。在柏林，人们可能穿着高度时尚的服装，但柔软的衬衫和灰色法兰绒外套的颈部纽扣却敞开着。此外，他们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就连男人也穿黄色和蓝色的衬衫，我现在就穿着这样一件衬衫，感觉既舒适又漂亮。价格仅仅四块六！

• 作为第三帝国的一个突出特征，壮观的火炬游行和异教形式的庆典自然会经常被外国人提到。有些人对此表示反感，但另外一些人认为，它们恰恰表现出德国重新找回了自信。在许多人看来，纳粹主义似乎取代基督教而成了国教。雅利安人至上观加强了血与土的种族意识形态，如今成了人民的福音，元首就是他们的救世主。其实，就连不太支持纳粹的许多外国人，在诸如纽伦堡集会或大规模火炬游行的盛大活动中，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此类活动的强烈情绪感染。谁也不及纳粹更了解如何操纵大批人群的情绪，许多外国人常常吃惊地发觉，自己并不能免疫。

• 然而，霍亨索伦家族的命运继续吸引着外国人，尽管他们同时也对柏林的现代性着迷。卡扎勒特在日记中指出：“柏林是个有意思的城市，风景如画，设施便利，物价高昂，市民有趣每晚都有三场受到资助的歌剧上演，场场客满。戏剧非常出色，电影院条件非常好。我看了两部布尔什维克的电影，摄影一流，但宣传很糟糕—我身处的这个时代真是奇妙！”

• 后来，在1929年10月24日—就是那个黑色星期四华尔街股市崩盘，德国持续繁荣的希望便随之而去。其实，即使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有迹象显示，魏玛“黄金”年代的镀金层已经被磨蚀得薄如婵翼了。斯蒂芬·斯彭德回想起前一年夏天在汉堡看到的贫困景象，不禁感到压抑，他补充写道：“我现在几乎不想放纵自己随心所欲……这个国家承受着共同的苦难，对于以前被视为商品的成群娼妓，我一念及她们，就不由得联系到腐肉，想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只外国秃鹫，就兴致全无。”

• 歌剧和音乐会门票并不便宜。莉莲·莫勒认为，剧场入场券昂贵得“骇人听闻”，所以她成为伦敦一家杂志的戏剧评论家，以便可以随自己所愿看到尽可能多的戏剧。她很快便得出了结论，德国不仅有欧洲最了不起的剧院观众，而且也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尽管与伦敦或巴黎的时髦观众相比，德国观众看来属于资产阶级。按照莫勒的统计，这里有一百多个城镇拥有自己的剧场，三十个城镇拥有一座固定的歌剧院。这是统一前留下的一笔幸福的遗产，而当时“德国”由三十八个主权国家和四个自由邦组成。德国的舞台艺术让莫勒非常着迷。“场景的完全68转换机制令人惊讶。整个布景要么从视线中下降退出，要么在黑暗中消散，演员已经各就其位的新场景自动升上来，或从上方降下。”1对于喜欢在知识上探索的人们，这里可提供的有豪普特曼、韦德金德、布伦宁和（表面“堕落的”20）布莱希特等剧作家的戏剧，也可欣赏勋伯格、欣德米特和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最新音乐作品。包豪斯建筑、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格奥尔格·格罗茨（GeorgeGrosz）的辛辣漫画，这些因素既令人躁动不安又富有刺激性。正如莫勒所说：“在德国，你强烈地感到自己活着。”

• 仅仅一年前，埃森青年旅社还住满了和平的背包客。现在却挤满了脚踏长筒靴、腰系皮带的年轻纳粹分子，“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带仿佛是溅在他们卡其色衬衫上的黑色污点"。盖林上次来这时，曾听到人们在吉他伴奏下柔声歌唱波西米亚歌曲。这一次，在充满汗水和皮革臭气的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听到的却是人们大声喊唱的《突击队进行曲》（"TheStormTroopersareontheMarch"）和《希特勒的旗帜召唤我们去战斗》（"Hitler'sFlagCallsUstoBattle"）。他记录道：“人们合唱时，不会感到饥饿，不会试图去对事物追根究底。人们感觉自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五十个人在合唱同样的副歌。"他向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员提出质疑，那个年轻人的唯一反应是：“你看，难道不是我们在使世界免受布尔什维克统治吗？＂

• 由于禁止公众集会，所以街上没有大规模人群，只有许多人在买报纸，等待选举结果。街上部署了众多武装警察，在兴登堡的门外有哨兵。偶尔出现一辆警车，上面乘坐着一队手握带刺刀和步枪的警察，大声鸣喇叭开道。接着涌来大量汽车、自行车、摩托车，人们都想来看热闹。我觉得他们很喜欢眼前的一切，尽管这种状况无疑让他们绝望。我预测，六个多月后，德国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要么（决心扩大东部领土）与波兰发生战争。我认为，独裁政党一旦让德国军队强大到具有能对抗共产主义的势力，就会发动战争，这是最大的危险。这将是最可惜的事，因为德国人民是如此杰出的人民。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紧迫的绝望感，他们意识到自己将成为炮灰。一位德国学生对我说：“我们该怎么办？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向街垒，进行反抗！”

• 他辞去工程设计工作，只为了一路陪伴特威迪。两人都情绪高涨。这是个“美好的日子，阳光明媚，空气清冽，让人心怀渴望”。特威迪写道，“我们到达莱茵河附近时，眼前展现出非常宜人的景象，村庄看上去朴实而美丽，田地打理得很好，没有多少树篱，树木繁茂”。唯一不和谐的景象是每转过一个弯都有选举宣传迎面扑来。特威迪觉得，比起共产党缺乏美感的大标语，纳粹党的“卐”字徽还不那么讨厌，墙上的标语有些足足长达三四十码。

• 他们焚毁书籍，最终也会在同样的地方烧死人民

• 我几乎没有留意到自己是在德国⋯我难得跟任何人交谈，因为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照我看，人的确应该更有人情味，关心数以百计挨俄的人们⋯但我没看到挨饿的人们，因为他们就待在自己的房中一他们不能乞讨，因为他们会因此被关进监狱。我只看到人们吃得很好，他们有成桶的鲜奶油，成吨的食物⋯走进别人家里是件很复杂的事，而且我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也不敢轻易和街上的那些人攀谈⋯所以我埋头做我自己的事。

  世卫？？？

• 并非只有男性享受这种新出现的自由。记者莉莲·莫勒的丈夫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她写道：在魏玛时期的德国，一个女人可以做她喜欢的任何事。德国国会里有三十六名女议员，可以自称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女议员都多。至少从理论上讲，妇女可以从事她们选择的任何职业。莫勒举出例子，证明她们中有电气工程师、机器制造者，甚至有屠宰工，“只消一击，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heCohn)就能用手中的棍棒打倒一头阉牛。

• 纳粹敏锐地意识到，壮观场合具有将人民束缚在自己政权内的力量，所以确保全年定期举行各种节日庆典和大型集会。

• 海盖特是个伊顿公学的老校友，几年前曾爆出丑闻，与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妻子私奔，后来两人结了婚。他就像自己社交圈子里的许多人，在政治上偏向右翼。因此，尽管在粗野的新德国有很多东西值得取笑，但他也发现了很多值得钦佩的事物。纳粹旗帜让他着迷。沿着村庄道路行驶，“房顶上插满了’字旗”，他经过时，感觉自己“像个现代骑士在十字军的红色旌旗下奔驰”。他突然想到，自己拥有一面“卐”字旗，一定很“有趣”，于是便请一位乐于帮忙的车库服务员在他车上装了一面旗子。不过，乐趣很快就消逝了，他看着车上小小的“卐”字旗在风中“骄傲地”飘飞，忽然产生“敬畏”之感。他一时觉得，这面旗帜似乎“不止是一个拿在手中挥舞或从窗户上垂下的东西。这是一面战士们紧随其后的战斗旗帜。

• 战争结束十年后，突击队员、作家和诗人迈克尔•伯恩重新挖掘出他在1935年访问达豪时的记载。他震惊地发现，自己当时对集中营相当野蛮的方面竟漠不关心。他听了指挥官对实施的可怕刑罚的叙述，只是评论说：“那些可能因此而战栗的人会想起，九尾鞭在英国仍未弃用。”数年后，他很奇怪，作为《格洛斯特公民报》的记者，自己当时为何没要求解释囚徒们得到过什么样的审判和辩护权；仅仅因为批评政府就监禁人，纳粹如何在道义上为此正名？同样让多年后更年长、更明智的伯恩感到震惊的是，他（以及更多世人）在事后伪善地说服自己相信，当时的达豪曾让自己深感痛心。但他并非唯一不屑理睬集中营可怕情景的外国游客。

《古拉格·一部历史》

• 而且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国中之国里，与文明社会近乎完全分离。

• 所有人都会对佩戴卐字徽章的想法深恶痛绝。可是，却没有人对T恤衫或者帽子上的锤子镰刀图案表示反感。这是一次随意的观察，但是有时候，正是通过这种随意的观察，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氛围。因为在这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当一次大屠杀的象征令我们充满恐惧时，另一次大屠杀的象征却让我们微笑面对。

• 三十年代这里发生过可怕的饥荒，在那场饥荒中，斯大林害死的乌克兰人比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记得它？毕竟，这样杀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显缺乏戏剧性。”

• 没有人希望听到还有别的东西，同盟国的胜利也有阴暗面；也没有人希望被告知，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我真的喜欢斯大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一位朋友说，“他从不食言。”有许许多多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带笑容。

• 文明本身在俄国似乎遭到了永久性的毁灭。“死刑判决随心所欲，”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写道，“毫无理由地把人枪毙，同样莫名其妙地将人释放。”从一九一七年开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被颠倒了：毕生积累的财富和经验成为一种负担；抢劫美其名曰“国有化”；谋杀是公众所接受的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在这种气氛中，仅仅因为他们以前的财富或者他们的贵族头衔，列宁最初将成千上万人投入监狱看来一点也不奇怪或出格。

  嚯

• 惹人讨厌的人也许没有任何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在地方当局看来，他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有损于公共秩序”或者“与社会的安定不和谐”，他就可能无端被捕，可能被关进监狱两个星期至两年，然后可能被强制迁往帝国疆界内的任何其他地方，在那里被警察监管一段时间，从一年到十年。

• 将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进行对比并非写作本书的目的，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随便就能忽略的。两种集中营体系大致于同一个时期建立在同一块大陆上。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 希特勒听说过苏联的劳改营，斯大林也了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经历并描述了这两种集中营的囚犯大有人在。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两种体系具有某种亲缘关系。

• 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过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和鞑靼人，在他死亡前夕，还大规模逮捕过犹太人。

• 准确地说，苏联采用别的方法对其数十万公民进行大屠杀。

• 布尔什维克政权千方百计地以各种方式镇压知识分子和在政治上反对它的人，不仅打击旧政权的代理人，而且打击其他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

• 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阶级敌人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而且更难改造。不像普通罪犯，决不能相信阶级敌人会与苏维埃政权合作，因此，与普通杀人犯或窃贼相比，务必给予他们更加严厉的惩罚。

• 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那时起，人们就将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 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然而，两类囚犯——“政治犯”和“刑事犯”——的存在对于苏联刑罚体系的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 早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四日，托洛茨基曾经要求安抚一群难以管束的捷克战俘，消除他们的敌意，并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集中营里。十二天后，在致苏维埃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托洛茨基再次谈起了集中营，在这种露天的监狱里，“城市和乡村的资产阶级……将被动员起来组成专干脏活儿累活儿（打扫营房、营地、街道，挖战壕等等）的后勤部队。那些拒绝者将被处以罚款，而在缴纳罚款之前要把他们扣押起来”。

• 红军的喉舌《红星报》这样对它作了描述：“没有怜悯，没有宽恕，我们要对敌人大开杀戒，成千上万地消灭他们，让他们被自己的血泊所淹没。为了列宁流出的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让他们的血流得越多越好……”

• 法令明确了囚犯从事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是为了支付集中营的维修费用。没有劳动能力的囚犯应当送到别处去。集中营必须自筹资金。苏联集中营的创始人乐观地认为，它们可以自给自足。

• 实际上，并非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全都关心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或者自筹资金的问题。他们倒是更加喜欢通过羞辱的方式惩罚这些以前的富人，让后者体验一下劳动者的命运。一份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市的报告——这份报告在白军暂时收复该城之后被一个白军调查委员会归入档案——特别提到，布尔什维克在占领期间给逮捕的资产阶级囚犯分派劳动任务，“打算以此作为嘲弄人的一种手段，尽力贬低他们的身份。

• 这里没有苏维埃当局，只有索洛韦茨基当局。你们应该忘掉你们以前的所有权利。

• 在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中均被提到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所特有的另一种折磨囚犯的方式是“交给蚊子”。白军军官克林格尔后来策划实施了少数几次成功逃出索洛韦茨基的行动中的一次，他写道，他曾亲眼见过把一名囚犯“交给蚊子”去折磨，因为这名囚犯抱怨家人给他寄来的一个包裹被没收了。恼羞成怒的监狱看守对他的抱怨作出回应，他们扒光他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然后把他绑在森林里的一根木桩上。在北方的夏天，森林里到处都有成群的蚊子飞来飞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可怜的身体整个被叮得肿胀起来，”克林格尔写道。最后，这名囚犯因疼痛和失血而昏迷

• 在档案资料和回忆录中均被提到的索洛韦茨基群岛所特有的另一种折磨囚犯的方式是“交给蚊子”。白军军官克林格尔后来策划实施了少数几次成功逃出索洛韦茨基的行动中的一次，他写道，他曾亲眼见过把一名囚犯“交给蚊子”去折磨，因为这名囚犯抱怨家人给他寄来的一个包裹被没收了。恼羞成怒的监狱看守对他的抱怨作出回应，他们扒光他的所有衣服，包括内衣和内裤，然后把他绑在森林里的一根木桩上。在北方的夏天，森林里到处都有成群的蚊子飞来飞去。“不到半个小时，他那可怜的身体整个被叮得肿胀起来，”克林格尔写道。最后，这名囚犯因疼痛和失血而昏迷过去。

• 集中营当局为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更加煞费苦心的分析。他们的报告解释说，政治犯与看守他们的士兵“待遇不同”。政治犯有时间读书看报，士兵则没有书报可读。政治犯吃的是白面包、黄油和牛奶，士兵却吃不上这些东西。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满自然而然地积聚起来，工作的人对不工作的人不满，结果，当囚犯公然违抗宵禁令时，流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支持他们的推断，集中营管理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大声宣读了囚犯们所写的信：“我感觉很好，我吃的很好……目前不需要给我寄衣服和食物来。”其他信件则描绘了岛上的美丽景色。当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时，囚犯们坚称，他们对岛上生活所作的这些田园诗般的描述，只是为了消除亲人的恐惧。

• 接着，为了听到“真实情况”，他把自己与一名十四岁的少年囚犯关在屋子里谈话。四十分钟之后，他流着眼泪出来了。另一方面，高尔基参观时也在索洛韦茨基的奥列格·沃尔科夫说，作家“仅仅看了要他去看的地方”。而且还有人说，尽管在别的地方意外地发生了十四岁少年那件事——据说这名少年在高尔基离开之后立即被枪毙了——但是，所有试图接近作家的囚犯都被轰走了。可以肯定的是，囚犯们写给高尔基的信后来遭到截留，而且，据一份原始资料说，至少有一名写信的囚犯随后被处死。

• 据说高尔基后来声明，他的索洛韦茨基随笔中没有一句话“不是经书报检查官的笔改动”之后保留下来的。

•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还不是他将在下一个十年的末期将要成为的那种独裁者。更准确地说，他在那一年使一系列政策落实到位，这些政策最终将会神化他所拥有的权力，同时将把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变得面目全非。

• 那个年代的一位过来人回忆说，他在幼儿园里围着教室游行，手举小旗，口中反复唱着：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决不用五年！

• 这种变化长期削弱了苏联的农业，并且为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发生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方的破坏性极大的严重饥荒创造了条件，那两次饥荒夺去了六七百万人的生命。集体化还永久性地摧毁了过去延续下来的俄罗斯传统的农村观念。

• 被逮住的小偷小摸，即使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弄点吃的，最终也要去坐牢。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颁布的一条法律要求对所有“侵害国家财产的犯罪”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很快，“拾穗者”——为了生存而捡拾了散落谷物的农村妇女——出现在劳改营里。她们与其他人关在一起，例如那些因为偷了一磅土豆或者几个苹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饥民。这样的法律说明了为什么农民在整个三十年代构成了苏联劳改营囚犯的绝大多数，而且说明了在斯大林死亡之前农民中出现大量囚犯的原因。

• 它是官僚体制追求监狱自给自足和对囚犯进行教育改造等等无法达到的目标的结果。官员们寻找人力和资金并且扩张官僚部门，企图实现不现实的目标。管理人员和看守尽职尽责地执行规章制度。理论工作者则提供理论和法律依据。最后，所有事情或彻底改变，或进行调整、或完全放弃。”

• 斯大林对集中营的兴趣根本不需要一个合理的理由：也许，对于斯大林那种特殊类型的自大狂来说，他对大型建设项目痴迷的兴趣与苦役犯的劳动队伍多少有些联系。墨索里尼曾经说过，列宁“是一位大师，当别人与大理石或金属打交道时，他与人打交道”。这一描述也许更适用于斯大林，看着芸芸众生按照完全统一的步调节奏列队行进或翩翩起舞，对他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被芭蕾舞和专门排练的团体操表演深深地迷住，而以巨型金字塔——它们由无名之辈扭曲身体搭建而成——为特色的游行阅兵同样让他如痴如醉。

• 一些零星出现的档案文件暗示着同样的情况。例如，一九三四年，雅戈达给他在乌克兰的下属写信，要求得到一万五千至两万名囚犯，全部都要“适合劳动的”：为了完成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迫切需要这些囚犯。

• 那里有长满青苔的峭壁和平静的水面 / 在那里，由于劳动的力量 / 工厂将被建成 / 市镇将会诞生。/ 在北方的天空下 / 烟囱将拔地而起，/ 图书馆、影剧院和俱乐部的 / 建筑物灯火通明。 ——梅德韦德科夫，一名白海运河劳改营囚犯

• 在美国，一九三〇年的关税法案规定：“由囚犯劳动力或/和强制劳动力……采掘、生产或制造的……所有商品……不得在任何美国口岸入境。”以此为依据，美国财政部禁止了苏联纸浆木材和火柴的进口。

• 劳动表现好的人还会提前获释：囚犯百分之百完成劳动定额每三天，其刑期相应折减一天。当运河工程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八月按时竣工时，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四名囚犯获得了自由。还有许多囚犯得到勋章和奖励。一名囚犯参加了一个庆祝其提前获释的仪式，仪式上，当旁观的人群高喊着“乌拉，运河的建设者！”时，端上了俄罗斯的传统礼物面包和盐。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与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亲吻起来。最后，他们一起在运河的河岸上度过了那一夜。

• 对于事实的斯文窜改

• 照片上是一名身穿囚衣的女犯人神色坚定地操作着钻机。图片下方的说明是，“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人类改造了自己。”

• 他们建设必要的自然资源提炼加工厂，为铁路修筑路基，为公路浇注水泥。最后，他们还被安置于新开发的地区，在原始的荒野上生活。 后来，苏联的历史学家将会充满热情地把苏联历史的这一片断称为“开发北方边远地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代表了对于过去的突破。

• 许多村庄在当地仍然沿袭着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名字，例如，“中国城”，那里监禁过一批中国囚犯；或是“柏林”，曾经关押过德国战俘。

• 随后的二十年间，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将多次更名——并且改组和分解——以反映其布局的变化、版图的扩大和官级的提升。实际上，到三十年代末，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根本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劳改营，而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劳改营网络，总共有二十几个劳改营，其中包括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和乌赫塔热姆劳改营（石油和煤炭）、乌斯特维姆劳改营（林业）、沃尔库塔劳改营和因塔劳改营（采煤）以及北方铁路劳改营（铁路）。

• 它设立了新的机构，修建了新的建筑。需要医院，劳改营当局就建医院，而且引进了使囚犯成为药剂师和护士的培训制度。需要食物，他们就组织自己的集体农庄，建立自己的仓库和配送体系。需要电力，他们就建设发电厂。需要建筑材料，他们就开办砖瓦厂。

• 实际上，金斯堡是注意到某种奇特悖论的少数囚犯之一。它不可思议，但真实存在：在科雷马，像在科米一样，古拉格正在缓慢地给偏僻的荒野带来“文明”——如果可以把这一切称为“文明”的话。道路正在只有森林的地方修建；房屋出现在沼泽地带。土著居民慢慢地被挤走，以便给城市、工厂和公路腾出地方。多年以后，一位女士——她是偏远的科米采伐营之一洛克奇姆劳改营的一名炊事员的女儿——缅怀往事，给我讲了劳改营仍在运转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哦哦，整整一仓库蔬菜，地里种满了瓜果——土地一点也不像现在这样贫瘠。”她愤愤地向如今坐落在以前劳改营禁闭室遗址上的小村庄挥动着手臂，那里仍然有人居住。“还有真正的电灯，那些头头坐着他们的大汽车几乎天天进进出出……” 金斯堡发表了同样的议论，而且更加具有说服力： 人心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诅咒想出这个主意的那些人：在这块永久冻土上建立一座城市，用无辜者的血和泪融化大地。可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荒谬的自豪……在我离开的七年间，它发展得多么快，变得多么漂亮，我们的马加丹！完全认不出来了。我赞美每一盏街灯、每一条柏油马路，甚至赞美为文化宫正在上演轻歌剧《美元公主》做广告的大幅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块碎片，哪怕是最令人痛苦的那一块。

• 看着这些命令很像在看某个官僚机构就其制订的五年计划最新版本所下的订单。例如，下面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一道命令的内容： 见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劳动》杂志；重新发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编《通往恐怖时期之路》，见第472-477页；在希尔达·萨博所编《不能沉默》一书中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文件，见第297-304页。

• 由于提到劳改营及其居民的活动时所使用的特定术语越来越多，内务人民委员部制订了一套可以用于明码电报的复杂代码。一九四〇年的一份文件列出了这些代码的含义，其中有些代码发明得古怪离奇。孕妇被称为“书本”，有孩子的妇女叫“收据”。反过来，男人叫“账单”。流放者叫“废物”，接受调查的囚犯叫“信封”。一个劳改营是一个“托拉斯”，一个分营是一个“工厂”。有个劳改营的代码是“自由”。

• 一位名叫雅克·罗西的法国囚犯——他是一本关于劳改营生活的百科全书式指南《古拉格手册》的作者——写道，“同志”这个词可以使长期没有听到它的囚犯心情激动：“刚刚劳动了十一个半小时的一队囚犯愿意留下来再干一班，只是因为总工程师……对他们说：‘同志们，我要求你们这样做。’”

• 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召开的苏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大清洗中所出现的“失误比可以预料到的更多”。没有人道歉或忏悔，而且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就在几个月之前，斯大林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全体负责人发了一个通知，称赞他们“给予外国情报机构的间谍——颠覆人员以毁灭性的打击”并且“清除了国内破坏分子、叛乱分子和间谍分子的骨干人员”。然后他只是指出了行动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简化了调查程序”、证人和确凿证据不足。

• 对政治犯——实际是对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贝利亚的监督下，第一批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的囚犯开始在科雷马的铀矿干活儿。

• 由于盗窃、舞弊以及对劳动表现不佳的惩罚，这个低标准的伙食定量实际上又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大批囚犯正在挨饿。贝利亚对此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他同情囚犯，而是因为居高不下的囚犯死亡率和患病率妨碍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计划。贝利亚要求制订新的伙食标准，以使“囚犯劳动力的体力能够在所有产业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尽管伙食标准有所提高，但这几乎一点也不说明，贝利亚的统治预示着重新把囚犯当人对待。相反，囚犯从人变成劳动力的过程继续向前迈进了几步。

• 实际上可以说，到三十年代末，苏联的集中营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这时，它们扩展到了苏联几乎所有地区，横跨它的十二个时区，遍布大部分共和国。从阿克纠宾斯克到雅库茨克，没有哪个主要的人口聚居中心此时没有自己本地的劳改营或移民定居点。囚犯劳动力被用来生产各种东西，从儿童玩具到军用飞机。四十年代在苏联的许多地方，平常做事很难不与囚犯打交道。

• 听到最近有人被捕，我们决不会问“他为什么被捕？”但是我们属于例外。大部分人非常害怕，他们询问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希望；即使别人由于某种原因被捕，接着他们也不会被捕，因为他们没有做什么坏事。他们争着想出绝妙的理由，证明每一次逮捕的合理性：“喂，她其实是个走私犯，你知道吗”，“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或者“果然不出所料，他就是个惹事的人”，“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有鬼”，“他根本不是我们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们不问“他为什么被捕？”这个问题的原因。 每当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受流行风气的传染问起这个问题时，“为什么？”阿赫玛托娃总会愤然喊道。 “你怎么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娜杰日达·曼德尔斯塔姆《一线希望》

• 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

• 我们活着，感觉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 我们说话，十步以外没人听得见我们的声音 但是，在还可以低声交谈的地方 就会提到那个克里姆林宫的山民、凶手、农夫杀人犯。 他那粗大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胖 他的话像秤砣一样是最终决定 他的蟑螂髭须带着轻蔑的笑意 他的皮靴包边闪闪发亮 在他身边，围着一群没有脊梁骨的官吏， 半人半鬼，像弄臣一样为他效力 有人欢嘶，有人猫叫，有人哀号 只有他大喊大叫指指点点 发出马蹄铁似的命令一道道 打中某人的下身，打中某人的脑袋，打中某人的眼睛—— 对于胸怀博大的奥赛梯人(1)来说 处死一个人就像品尝一道甜品

• 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

• 大规模逮捕进行时，对半夜“敲门”的恐惧到处蔓延。有一个古老的苏联笑话，讲的是高度紧张的伊万和妻子玛莎在敲门声响起时的感受——得知这只是邻居来告诉他们房子着火时，两个人松了一口气。有一句苏联谚语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小偷、妓女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常是在夜间上班。”

• 她的作家女婿列夫·拉兹贡对苏联统治集团令人不可思议的残忍进行了思考：“把一个身体不怎么好的中年妇女送进监狱，就连装内衣和洗漱用具的小包也不让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自从法老时代起，一直允许被捕者随身携带这些东西。”

• 我们从不逮捕无罪的人。即使你没有犯罪，我们也不能释放你，因为那样人们会说，我们正在滥抓无辜。”

• 还有一些不像拷打那么粗野的肉体折磨手段，这些手段从二十年代起就已开始经常使用。切尔纳温被捕初期曾被“罚站”，即要求犯人面对墙壁站在那里不得动弹，

• 来自古拉格的美国囚犯亚历山大·多尔冈。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的第一个月，实际上几乎根本不许他睡觉，每天只许睡一个小时甚至更少：“回想起来一个小时好像也太多了，有几天晚上可能不到几分钟。”结果，他的大脑开始跟他捣乱： 有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想不起来刚刚发生的事情了。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所有东西都消失了…… 后来，当然是后来，我开始尝试站着睡觉，看看我的身体能否学会直立不倒。我想，如果这能行得通，我在牢房里就可以每次避开几分钟监视，因为趴在窥视孔上的看守不会想到笔直站立着的我睡着了。 就这样，在这里偷偷睡上十分钟，在那里睡个半小时，偶尔地，当西多罗夫要求早晨六点以前停止审讯然后看守留下我一个人等着吹起床号时，我还可以多睡一会儿。不过睡得还是太少。一切都晚了。平常我能感到自己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散漫、越来越不守纪律。我怕自己快要疯了，那几乎像死一样可怕——不，其实比死还可怕……

• 因此，听说他们每个人在审讯期间都写了那种彻头彻尾的废话，承认子虚乌有的罪行而且牵连到其他人，我愈发强烈地感到震惊……一些人甚至抱有奇怪的念头，更多的人更快入狱将会使党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胡闹和有害的。

• 大部分尾随者是裹着披巾、身穿毡制长外套的女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开始冲着看守喊叫：“法西斯分子……杀人犯……你们为什么不上前线打仗……”她们还向看守扔雪球。看守朝天开了几枪，那些女人向后退了几步，但是仍然骂个不停并且继续跟随着我们。她们把小包食品、长条面包、马铃薯和腊肉用布包上扔进囚犯队伍。一个女人解下披巾、脱掉御寒的外套，将它们送给一个衣着单薄的囚犯。我得到一双羊毛手套。

• 有一块叫做市场的开阔场地。囚犯们聚在那里以物易物……钱不管用。需求量最大的是面包、烟叶和我们用来卷烟的报纸。有一些作为维修服务人员服刑的非政治犯。他们用面包和烟叶交换新来者的衣服，然后把我们的衣服转卖给外面的居民换取卢布，他们就是这样为获释之后回到苏联社会中的那一天攒着钱。白天，市场是监狱里面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在那个共产主义国家里如同地狱般的地方，我目睹了自由贸易制度最原始的形式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 实际上，正是因为对这些押解囚犯的航行所采取的如此严格的保密措施才导致了以下事件的发生：一九三九年，当载有一千五百名乘客——主要是返回大陆的囚犯——的远北建设轮船“因迪吉尔卡河”号在日本北海道沿海触礁时，船员做出了宁愿让大部分乘客淹死也不呼救的选择。情况应该是，船上没有救生设备，而且船员不想暴露他们这条“货船”的真面目，因此没有向所在海域的其他船只求助，尽管许多船只可以提供帮助。一些日本渔民自动赶来援救“因迪吉尔卡河”号，但是无功而返：一千多人在这场海难中丧生。不过，即使当时没有海难，囚犯同样深受要求强制监禁的保密之苦。

• 据格林克所知，从来没有任何人因在这些押解船上强奸而受到惩罚。波兰少年雅努什·巴尔达赫对这个说法表示同意。一九四二年，他发现自己上了一条开往科雷马的轮船。当一伙刑事惯犯准备袭击女囚犯的船舱时，他就在现场，他眼看着他们把分隔男女船舱的铁栅栏切开了一个大口子： 很快，从这个口子赶过来一些女人，那些男人撕掉她们的衣服。几个家伙立即开始强奸，没有一个女人幸免。我能看见受害者雪白的身体挣扎着，她们使劲踢腿，用手抓男人的脸。女人们撕咬、喊叫、痛哭。强奸者回手毒打她们……放开女人之后，一些块头较大的强奸者转身来到床铺搜寻男孩子。接着，这些青少年受到残害，他们也被打趴在地，流着血不停地哭求。 其他囚犯没人试图制止强奸：“几百个男人从床上低头看着强奸的场面，但是没有一个人试图干涉。”巴尔达赫写道，只是在上甲板的看守把水泼向船舱时，强奸才会停止。几个死去和受伤的女人随后被拖了出去。没有人受到惩罚。“任何读过但丁《神曲》的人都会说，”一名幸存下来的囚犯写道，“地狱就在那条船上。”

• 劳动定额飙升的原因还有，囚犯和定额员都在弄虚作假，虚报高估了好多已经完成和将要完成的工作量。结果，劳动定额有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了天文数字。亚历山大·韦斯伯格回忆说，甚至在那些本该比较轻松的劳动岗位，劳动定额同样让人感到吃惊：“大家似乎全都面对着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负责洗衣服的两个人必须在十天之内把八百人的衣服洗出来。”

• 其实，这个问题——“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吗？”——只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小部分，它涉及苏联自身性质的核心：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相信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吗？苏联的宣传与苏联现实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工厂几乎停产，商店里买不到东西，母亲无法使家里暖意融融；而在外面的街道上，大幅标语宣扬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苏维埃祖国的丰功伟绩”。

• 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后来也是一名囚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耸了耸肩膀。他说，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 没有进过的人迟早会轮到。进去过的人一辈子忘不了。 ——关于监狱的苏联谚语

• 所有这些规定不断变化、修改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例如，在战争年代，对食品包裹数量的限制被全部取消：劳改营当局似乎真诚地希望亲属帮助为囚犯提供食物。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感到为囚犯提供食物是一个极其令人头疼的问题。

• 苏联太空科学家谢尔盖·科罗廖夫的女儿仍然记得父亲在一个黑店时她被带去见他的情形。人们告诉她，父亲在外地，与空军一起作战。来到监狱，监狱的小院子让她感到意外。她问母亲，爸爸的飞机场在哪里？

• 作为一个波兰籍的外国人，赫林“从不期待”去团聚屋里“会见什么人”。不过，他比许多苏联作家更清楚地认识到了那个地方的意义：“我渐渐得出结论，如果希望经常可以成为活下去的唯一理由的话，那么，希望的实现有时也许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 安德烈耶娃还记得斯大林死后不久的那一天，当时，她所在劳改营的总会计师突然冲进囚犯们正在干活儿的会计室，“姑娘们，摘下你们的号码，他们就要把你们自己的衣服还给你们了！”

  医院出院那天

• 弗拉索夫分子”（脱离红军倒戈支持希特勒的弗拉索夫将军的追随者）。

•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劳改营管理人员跟我说过类似的看法。她自豪地对我谈到战争期间她的囚犯为苏联所付出的劳动：“所有囚犯干起活儿来不遗余力，尽其所能为前线提供支援。”

• 如果我们派平民去［诺里尔斯克］，我们首先要为他们建造住房。而且，平民怎么可能在那里生活呢？派囚犯去就容易了——你只需要为他们的生存提供营房和带烟筒的炉子，然后可能还要有个吃饭的地方。总之，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大的一个规模，囚犯是你唯一可能利用的人群。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许不会采取这个办法……

• 列夫·拉兹贡提供了乌斯特维姆劳改营当时的负责人塔拉修克上校与劳改营医生科甘之间的一段谈话记录，科甘医生在向塔拉修克炫耀他为多少病人“解除了糙皮病的痛苦”时想错了。糙皮病是饥饿和蛋白质缺失所引起的一种疾病。根据拉兹贡的记录，下面是谈话的内容： 塔拉修克：他们正在领什么？ 科甘：他们都在领取总局健康卫生处规定的防糙皮病伙食（他还详细说明了食物中的蛋白质含量）。 塔拉修克：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去森林里干活儿，什么时候去？ 科甘：噢，当然，没有人可以再去森林里干活儿了。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活下去，然后有可能让他们在营区里面干一些轻活儿。 塔拉修克：停止向他们供应防糙皮病伙食。把这句话写上：这样的伙食要供给在森林里干活儿的那些人。其他囚犯只能领取限制的定量。 科甘：上校同志！显然我没有解释清楚。即使得到特殊的伙食，这些人也只能勉强活着。一个残废囚犯领到四百克面包。依靠这点食物他们将在十天之内死去。我们不能这样做！ 塔拉修克看着不安的医生，脸上甚至浮现出一丝关注的表情。“怎么回事？你的医德不允许你这样做？” “当然，是的……” “好啦，我根本不在乎你的医德，”塔拉修克平静地说，没有任何发怒的迹象。“把那句话写上了吗？我们走吧……” 当月之内总共死了二百四十六个人。

• 尽管变化时有发生，偶尔也把某些劳改营的负责人判了刑，但是，这些报告的惊人之处是其非常明显的重复性：这使人想起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尼古拉·果戈理曾经淋漓尽致地描写过的那种虚假检查的荒诞文化。检查似乎流于形式，报告提交了，逢场作戏的愤怒表达了——对于人的实际影响却被忽略了。

• 有一次，他被要求把列宁的头像画在某个人的胸口上：职业罪犯普遍认为，永远不会有行刑队向列宁或者斯大林的画像开枪。

• 一名囚犯回忆说，一个中国人告诉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那个中国人也是因为被国界另一边的景色所吸引，游泳渡过阿穆尔河(7)来到苏联而被捕的：“苍翠金黄的树林……看上去如此美丽的草原！从我们那里渡过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回去的。我们认为这意味着这边的生活一定很好，因此我们决定过江。一过江我们就被抓了起来，然后根据第五十八条第六款——从事间谍活动——把我们判了刑。十年。”

• 虽然我待在铁窗里面， 经受着地狱的煎熬 但是，我仍然要赞美这一天 与我欢乐的祖国一道。 今天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我将重新开始生活， 再一次与我的共青团一起昂首阔步 肩并肩地通过红场！

• 在一次采访中，安娜·安德烈耶娃跟我讲过一名女囚犯，她“把几根钉子塞进自己的体内，接着在缝纫机前坐下来干活儿。最后她开始大出血”。另一名女囚犯描述了劳改营的一个医生试图为她终止妊娠的情形： 想像一下那种场面吧。那是在晚上，天已经黑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正在设法帮我流产，用他的手，涂上碘酒，没有器械。可是他太紧张了，所以一直没有成功。我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为了不让别人听见，我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停下来吧！”我终于忍不住疼痛喊了起来，整个过程因此中断了两天。最终，所有东西都出来了——胎儿，同时带着许多血。这就是我永远做不成母亲的原因。

• 我见过保育员早晨叫孩子们起床。她们总是连拉带拽硬把孩子从冷冰冰的床上弄起来……对孩子们又打又骂。她们脱掉孩子们的睡衣，用冰冷的水给他们洗漱。孩子们甚至不敢哭喊。他们像老人一样轻轻地抽着鼻子，发出轻微的叫声。 这种让人难受的声音天天都从小床上发出。已经大得可以坐起来或者爬行的孩子总是仰面躺着，他们的膝盖顶着肚子，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像压低的鸽子的咕咕叫声。 一名保育员规定照管十七个孩子，这意味着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为所有孩子更换尿布并喂饭，更不用说给他们以适当的照料了： 保育员从食堂打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粥，把粥分到一个一个盘子里。她抓住离得最近的一个婴儿，把它的胳膊扳在背后，用一条毛巾拴起来，然后开始一匙一匙地把热粥灌进它的喉咙里，也不给它时间下咽，完全像是在喂一只火鸡。慢慢地，叶列昂诺拉开始枯萎消瘦。 几次探视时我发现她细皮嫩肉的身体上有几处青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用皮包骨头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呜咽的情形，“妈妈，想家！”她忘不了那间爬满臭虫的简陋小屋，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阳光，在那里，她总是和妈妈在一起…… 十五个月大的小叶列昂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向往不可能变成现实。我去探视她的时候，她不再伸出手来让我抱，总是默默地转过脸去。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把她抱起来（她们允许我给她喂奶）时，她的脸扭向一边睁大眼睛凝视着远处，接着开始用她无力的小手拍打我的脸，对我的乳房又抓又咬，最后向下指着她的小床。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我那一捆木柴回来时，她的小床上没人了。我发现她光着身子与成年囚犯的尸体一起躺在停尸房里。她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一年零四个月，死于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这就是关于我的故事，我犯下了最最严重的罪行，因为我生了我唯一的孩子。在古拉格的档案里，保存着沃洛维奇所描述的那种典型的劳改营托儿所的照片。一本这样的相册以下述介绍开始： 斯大林的祖国阳光普照。这个国家因为它的领导者而充满了爱，因此，我们优秀的少年儿童就像整个年轻的祖国一样幸福。在这里温暖的大床上，睡着我国的新一代公民。吃饱了的他们睡得香甜，肯定正在快乐的梦乡里遨游……

• 由于其在十月革命前的社会民主运动中的经历，埃莉诺·奥利茨卡雅在劳改营里所看到的不道德行为特别让她感到震惊：当年监狱里的难友往往相互配合，强壮的帮助虚弱的，而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所有囚犯都“为自己活着”，为了在劳改营的等级制度中往上爬一点而拆别人的台。加林娜·乌萨科娃认为自己的个性在劳改营里发生了变化，她描述了她的感觉：“我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女孩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带着这些特点你就不可能活下去，你不得不使自己变得冷酷，你学会了说谎，学会了想方设法做一个伪君子。”

• 职业罪犯总是有饭吃有衣穿，而且他们还互相帮忙……这开始让他觉得，职业罪犯似乎掌握着劳改营生活的真谛，只有效仿他们才能走上拯救自己人生的道路……知识分子囚犯则被劳改营压垮了。与文明和文化中断联系不到几个星期，他所看重的一切就全都化为尘埃了。说服的方式是拳头或者棍棒。驱使人们做事靠的是一把枪托，靠的是打在牙齿上的重重一拳……

•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大多数前华沙条约成员国的语言中，人们曾经听到过一句谚语，“他们假装给我们付钱，我们假装给他们干活儿。”

• 像劳动队长一样，定额员很容易徇私和受贿——而且容易心血来潮。三十年代后期在科雷马，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发现自己被指定担任劳动队长，率领一个主要由政治犯组成的修渠队，所有成员都因长期服刑而身体虚弱。当她们干了三天却只完成百分之三的定额时，她去找定额员请求安排轻松一点的活儿。听说这个干活儿不行的劳动队成员以前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定额员的脸沉了下来。 “哦，是吗，以前她们是共产党员？好吧，如果你们是妓女，我会乐意让你们去擦窗户从而完成三倍的劳动定额。一九二九年，因为我是个富农，那些共产党员决定惩罚我，当他们将我和我的六个孩子赶出家门时，我对他们说，‘孩子们做过什么？’他们告诉我，‘这是苏联的法律。’这就是你们干的事，你们应当遵守你们苏联的法律每天挖九立方烂泥。”

• 苏联劳改营体系反常的道德标准认定“社会亲近分子”——不仅包括职业罪犯，而且包括普通小偷、骗子、杀人犯和强奸犯——更有可能被改造成合格的苏联公民，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更有希望得到模范犯人的地位。

• 美并不能帮助所有人，而且美的感受是主观的。被同样的北方针叶林所包围，生活在同样开放的空间、同样广阔的地域中，娜杰日达·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却发现，风景只是让她厌恶：“我几乎不愿回忆壮观的日出和日落，不愿回忆松树林以及不知何故没有香味的灿烂鲜花。”这种说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致当我在盛夏时节亲身游历北方边远地区时，我以不同的目光观察西伯利亚宽阔的河流和无边的森林，观察北极冻原空寂的月面景色。就在一个煤矿——沃尔库塔的一个营站曾经设在它的上面——的旁边，我甚至采了一把北极的野花闻一闻是否有香味。它们有香味。也许，乌里扬诺夫斯卡雅只是不想闻到香味而已。

• 在沙皇时代的西伯利亚，曾经有过同情逃犯和奴隶的传统，夜里，人们把装着面包和牛奶的碗为他们放在门外的台阶上。一首革命以前的古老囚犯歌曲表现的就是这种态度： 农妇给我牛奶喝 小伙子给的是烟叶。在斯大林的苏联，人们的态度不同了。大多数人倾向于告发逃跑的“敌人”，倾向于告发刑事“惯犯”的人甚至更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相信或者部分相信了关于囚犯的宣传，而且因为不去告发逃犯的人自己将会面临被科以重刑的危险。考虑到日常生活中胆怯多疑的社会风气，他们的恐惧并不一定明确具体： 至于当地的居民，没有人像搭救隐藏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人那样搭救隐藏我们。这是因为多年来人们全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和猜疑中，时时刻刻生怕新的灾祸从天而降，甚至相互之间心存戒意……在一个所有人——从小人物到大人物——都害怕受到暗中监视的地方，别指望逃跑能够成功。即使意识形态和恐惧不会驱使当地人告发逃跑的囚犯，贪婪也会驱使他们这样做。

• 一九二五年五月，两名白卫军囚犯C.A.马利萨戈夫和尤里·别索诺夫却从北方专设集中营主岛的一个集中营里逃走了。袭击了看守之后，他们走了七十五天到达芬兰边界。两个人后来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书，是在西方最早出版的关于索洛韦茨基集中营的著作。

• 不是所有人逃跑都需要富有想象力的巧妙方式。许多职业罪犯逃跑时直接采取暴力手段，这样做的也许还是大多数。逃跑的囚犯袭击武装看守，将其击毙或掐死，自由工人和当地居民同样可能遭到袭击。他们也不放过住在一起的囚犯。职业罪犯逃跑的典型方式之一是同类相食。成双结对的职业罪犯预先表示愿意与第三名囚犯（“食物”）一起逃跑，这名囚犯注定成为另外两人逃跑途中的食物。布恰还描述过一名职业窃贼兼杀人犯所经受的煎熬，他与一个同伙一起带着劳改营的炊事员——他们的“途中补给”——逃走了： 他们起初并没有这个念头。当你与一大群除了逃跑什么也不考虑的人在一起时，就会不可避免地讨论逃跑所能采取的每一种手段。实际上，“途中补给”是一名肥胖的囚犯。万不得已时，你可以把他杀死吃掉。在你需要他之前，他随身携带着你的“食物”。 两名逃犯依计而行，他们杀死并且吃掉了炊事员，但是，逃亡之路的漫长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料。他们再次开始感到饥饿： 两个人心里都清楚，先睡着的那个人将被另外一个人杀死。因此，两个人都假装不累，讲着故事熬夜，同时密切观察对方。多年的友谊使他们既不能直接攻击对方，也不能承认彼此的猜疑。 最后，一名逃犯睡着了，另一名逃犯割断了他的喉咙。布恰说，两天后，活着的逃犯被抓住时，他的袋子里还装着几块生肉。

• 当时犯人喝不到水，除了咸鱼没有别的食物。为了迫使看守给他们水喝，职业罪犯总是“一起大声吵闹”，发出看守讨厌的噪音，如同一名犯人所回忆的那样：“罗马军团曾因听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尖叫声而哭泣，那种声音非常恐怖。古拉格的虐待狂们感到了同样的恐怖……”

•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后来都给我和我的同志们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以致我个人连续几天仿佛陷入一团迷雾，在我前面似乎有一队被判刑的托洛茨基狂热分子，高呼着口号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

• 乌斯季乌萨暴动

•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后，”古斯塔夫·赫林写道，所有犯人都清楚地知道，“在可能于劳改营里犯下的罪行中，最严重的是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和拒绝劳动，根据新的国防条例，它们属于‘破坏战争努力’那一类罪行。”

• 他们当中有成千上万名波兰、波罗的海各国和乌克兰的反苏游击队战士，许多人在转身抗击红军之前曾与纳粹战斗过。他们都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在为解放自己的祖国而战。

• 从古拉格释放出来参加红军的囚犯都被编入“犯人营”直接派往前线最危险的地区。红军因其乐于牺牲人的生命而臭名昭著，因此不难想象，红军指挥官更愿意让获释的囚犯去送死。持不同政见者亚伯拉罕·希夫林当时就是一名获释的囚犯，他说，因为他是“人民的敌人”的儿子，所以被安排在一个犯人营。

• 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古拉格输出政策最为持久的影响发生在欧洲以外。在中苏关系最密切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了几个劳改营，还在抚顺附近的一个煤矿组织了劳改队。中国的劳改营至今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与当年建立时所仿效的斯大林式劳改营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们仍然是强制劳动的地方，就像斯大林的古拉格系统那样，在其中服刑往往伴随着一段流放。但是，中国劳改营的负责人不大受劳动定额和中央生产计划的困扰。相反，他们的精力集中在“教育改造”的严格形式上。

• 十七岁时——我们热爱学习。 / 二十岁时——我们了解了死亡。 / 我们知道，只要允许我们活着 / 那就表示，暂时什么也不会发生。 / 二十五岁时——我们学会了把生命换成 / 鱼干、柴火和土豆…… / 五十岁时还有什么要学的？ / 我们匆匆略过了那么多页 / 或许我们知道了生命其实是短暂的—— / 不过，我们在二十岁时就已知道…… ——米哈伊尔·弗罗洛夫斯基，《我这一代人》

• 反对苏维埃的马克思主义者

• 在六月二十六日天亮之前的凌晨三点半，内务部发起了进攻。前一天晚上，科鲁格洛夫打电报给叶戈罗夫，建议他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后者遵命行事：不下一千七百名士兵，九十八条警犬，五辆T-34型坦克将劳改营团团包围起来。士兵首先向营房上空发射照明弹，然后用空包弹开火。劳改营的广播网开始播送紧急通知：“士兵就要进入营区。我们要求愿意合作的囚犯平静地离开营区。抵抗的囚犯将被击毙……” 当不知所措的囚犯在营区里面四散奔逃时，坦克开进了大门。全副武装的士兵跟在它们后面。根据一些报道，驾驶坦克的士兵和地面的那些士兵全都喝醉了。尽管这也许是随着袭击而出现的一种传闻，红军和秘密警察历来给奉命去干脏活儿的士兵发伏特加可是确有其事：几乎总会在万人坑里发现喝光了的空酒瓶。 不管喝醉与否，坦克驾驶员对直接撞倒向前行进时所遇到的囚犯没有感到一点不安。“我站在中间，”柳鲍芙·别尔沙茨卡雅回忆说，“周围的坦克将人活生生地撞倒在地并从他们身上轧过去。”坦克直接撞倒一群女犯，她们挽着手臂站在坦克前进的路上，不相信他们竟敢杀人。坦克撞倒一对紧拉着手有意阻挡它们前进的新婚夫妇。坦克撞毁营房轧死睡在里面的人。囚犯扔向坦克的土制手榴弹、石块、镐头和其他金属物体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士兵出人意料地迅速平息了营区的混乱，据事后提交的报告称，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他们让愿意服从的囚犯离开，把其余的囚犯铐起来。 根据官方文件，那一天有三十七名囚犯当场死亡。受伤的囚犯后来又死了至少九名。还有一百零六名囚犯和四十名士兵受伤。所有这些数字再一次明显低于囚犯自己统计的数字。帮助劳改营的朱利安·富斯特医生照料伤员的别尔沙茨卡雅笔下的死亡人数是五百人

• 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斯大林以及围绕着他而进行的“个人崇拜”： 抬高某个个人，把他变成一个超凡脱俗的类似于神的超人，这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因而是不能允许的。这样的一个人被认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想，无所不能，他的行为不会出错。多年来，我们对某个人形成了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就是对斯大林。

• 在赫鲁晓夫时代留任的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给人平反不能进行得太快。如果立即宣布他们都是无辜的，“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这个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共产党还小心翼翼地避免承认太多的错误。尽管它审查了超过七万件来自以前的囚犯的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诉，但是申诉成功的只有不到一半。结果，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工作、住所和养老金——仍然非常罕见。

• 还有一些人发现，即使不是完全不感兴趣，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并不想知道与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或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有关的特别详细的细节。朋友和家人不仅非常害怕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而且非常害怕可能了解到他们所爱的人的某些事情。

• 首先，政治犯的含义引申了。在斯大林时代，镇压系统好像一个巨大的轮盘赌：所有人都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理由被逮捕——农民、工人和党的官员均不能幸免。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秘密警察偶尔还会像安娜·阿赫玛托娃所曾指出的那样“不为什么事情”而抓人。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勃列日涅夫的克格勃总是因为某件事情而抓人，如果不是因为真正的犯罪行为，那么就是因为文学、宗教或者是在政治上反对苏维埃制度……

  呵呵

• 你无法用一张《真理报》掩盖一片凋零。

• 法官：你的职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我是一个诗人。 法官：谁承认你是诗人？谁给你权力把自己称为诗人的？ 布罗茨基：没有人。谁给我权力作为人类一员的？ 法官：你为此进行过学习吗？ 布罗茨基：为了什么？ 法官：为了成为一个诗人。你为什么不在学校继续接受教育？他们在那里培养你，你可以在那里学习。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诗歌是个学习的问题。 法官：那它是个什么问题？ 布罗茨基：我认为它是……来自上帝的一份礼物。 后来，当被问到他有没有什么请求要对法庭提出时，布罗茨基说，“我想知道我为什么被捕。”法官回答道，“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请求。”布罗茨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没有请求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布罗茨基输掉了这场争论：法官判处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一个监禁定居点强制劳动五年，理由是，他“完全不履行一个苏联公民的义务，不生产任何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不能自食其力，从他频繁更换工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

• 亚夫斯基和尤里·达尼埃尔也出庭受审。两人都是著名作家，都在国外出版了作品，都因关于“反苏鼓动与宣传”的第七十条而获罪。西尼亚夫斯基被判处七年强制劳动，达尼埃尔被判了五年。这是第一次有人不仅因为流浪、而且因为其文学作品的实际内容被送上法庭。

• 有些在劳改营外面干活儿的囚犯想出一种特别的办法瞒过看守把酒精偷偷带进劳改营： 把一个安全套以密封的方式绑在一截细长的塑料管上。然后囚犯吞下它，把塑料管的一头留在嘴里。为了防止无意之中咽下去，他把塑料管夹在两颗牙齿的缺口处：可能没有任何囚犯三十二颗牙齿一颗不缺。接着，借助于一个注射器，慢慢把三升酒精全部通过塑料管注入安全套——随后囚犯返回自己的营区。如果密封做得不好，或者安全套在囚犯的胃里胀破了，那就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死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愿意冒险：三升酒精可以制成七升伏特加。“英雄”回到营区以后……他从营房屋顶的一根横梁上头朝下倒挂着，把塑料管外边这一头对着一个盆子，直到回收了每一滴酒精为止。然后把空安全套拽出来……

• 对于习惯了积极生活的人们来说，最糟糕的是尤里·达尼埃尔所描述的那种乏味无聊： 一个又一个星期 随着喷云吐雾烟消云散 在这个荒诞离奇的地方 一切都是梦想，要不就是谵妄…… 在这里，夜间电灯不关上 在这里，白天光线也不强 在这里，沉默，监狱长 已经控制了我。 你可能因无所事事而闷闷不乐， 或者把头撞向墙壁， 一个又一个星期 在蓝色的烟雾中逝去……

• 苏联精神病方面的组织机构非常积极地参与了这场闹剧。为了说明持不同政见者这种现象，它们提出了“呆滞型精神分裂症”或“渐发性精神分裂症”的概念。科学家们解释说，这是一种智力或外在行为没有明显特征的精神分裂症，但是可能涵盖几乎任何形式的反社会行为或反常行为。“最为常见的是，由具有妄想型结构的人格形成了‘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超价观念，”两位来自谢尔布斯基研究所的苏联教授写道： 超价观念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患者相信自己的正直，热衷于维护其被践踏的“权利”，而且这些感觉对于患者的人格意义重大。他们往往会把法庭当做发表演说和发出呼吁的一个舞台。

• 囚禁自由思考的健康人就是精神谋杀。

• 到一九八二年尤里·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他对苏联反社会分子的“镇压”实际上进行得非常顺利。与他的某些前任不同，安德罗波夫始终认为，尽管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不多，但是仍然应当把他们视为对苏联政权的严重威胁。因为曾在一九五六年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所以他知道，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可以迅疾转变成一场人民的革命。他还认为，苏联的所有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能通过更加严厉的控制手段得到解决：管理更严格的劳改营和监狱，对公民行为更严密的监视以及更大程度的干涉。

• 关于这些游击队员，布科夫斯基写道，由于“他们的生活在二十岁左右时陷入了停顿”，劳改营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把他们保藏了起来。“在夏季的星期天，他们总是带上自己的手风琴慢慢走到太阳下面，演奏一些在他们的故乡早已被人遗忘的歌曲。的确，待在劳改营里就像进入了一种超越死亡的境界。”

• 在描述八十年代后期苏联所出现的公开辩论的局面时，人们总是忍不住想用洪水作为隐喻：仿佛一座大坝冲垮了，一道长堤决口了，或者一条干流漫堤了。

• 一九八六年二月，当时的克格勃头子维克托·切布里科夫自豪地向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说，克格勃执行了一项重要的反间谍行动。他说，由于“西方散布侵犯人权的谎言以在这些叛徒中间传播反苏意图”，这一行动很有必要。

•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国家不太了解的话，那么，也有许多人非常了解自己的国家。二十多年前，发表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发现了历史的神秘力量，他认识到，复活的记忆可以摧毁苏维埃制度。他在一首诗里描述了自己的感觉：
  他们错误地以为，记忆
  不具有越来越大的价值
  或者错误地认为，时间的杂草将掩盖
  任何历史事件的真相或痛苦。
  行星周而复始不停运行，
  划分着日和年……
  不。如今责任感指挥着一切没有听谁说听说过全部……

• 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一排电视屏幕从一面墙上播放着法西斯的宣传片，另一排电视屏幕从另一面墙上播放着共产党的宣传片。播放效果正如预期，直截了当而且令人震撼。

• 不过，比缺少纪念碑更值得注意的是缺少公众的关心。

• 万马齐喑还有一些不大能够被人谅解的其他原因。苏联解体的经历对于许多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认为，旧制度也许不好——但至少我们是强大的。因此，既然我们不再强大，我们也不想听人说它不好。这让人感到太痛苦，就像谈论死者得的病一样。

• 前共产党人的统治地位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缺乏对于历史的讨论并非巧合。不客气地说，前共产党人具有某种隐瞒历史的明显嗜好：即使当他们个人与过去的罪行无关时，这也会使他们蒙羞，削弱他们生存的基础，危害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

• 这一点很重要：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欧洲许多后共产党国家身上。

• 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你在过去同流合污的程度越严重，你这个人仿佛越聪明。依此类推，你在当今说谎骗人越厉害，你这个人就越聪明。

• 在当代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根本不是。历史是一场应当忘掉的噩梦，或者是一种应当无视的流言。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静候着下一代人。

• 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各有特性：古拉格，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斯尼亚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

• 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组成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果戈理文集》

• 你在这儿可以遇见笔墨不能形容画笔不能描摹的美丽的短髭；半世精力花费在上面的短髭，——日日夜夜长时期担忧照顾的对象；这是洒满销魂荡魄的香水和香料，涂抹各式各样最名贵最稀有的香油的短髭，夜晚用薄犊皮纸卷起来的短髭，主人无比喜爱，过路人眼红羡慕的短髭。

• 这年轻人属于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古怪的阶级，要说他是彼得堡的市民，那就如同说我们梦中见到的人物属于现实世界一样。在这个触目尽是官吏、商人或者德国工匠的城市里，这个独特的阶层是很不平常的。他是一个画家。这不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么？一个彼得堡的画家！积雪之国的画家，住有芬兰人的国土的画家！——在那儿，一切都潮湿、平坦、单调、苍白、灰色、雾气沉沉。这些画家完全不像傲慢而热情如同意大利天空一样的意大利画家；相反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些善良的、温柔的人，害羞、乐天、悄悄地爱好着自己的艺术，喜欢跟二三友人在斗室里品茶，谦和地谈论心爱的话题，不过问其他事情。他常常把一个老丐婆叫到家里来，让她坐上整整六小时，为的是要把她寒酸的冷淡无情的面孔移植到画布上。他描画堆满各种零七八碎的画具的房间的景色：由于时光和尘埃而染成咖啡色的石膏手脚、折断的画架、翻倒的调色板、弹吉他的友人、涂满颜料的墙以及外面闪现着白茫茫的涅瓦河和穿红衬衫的穷苦渔夫们的敞开的窗户。他们笔下画出的一切，几乎总是带着灰沉沉的浑浊的色彩——这是北国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话虽如此，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干着自己的工作。他们常常怀抱着真才实学，只要一阵意大利的新鲜的风吹到他们身上，才能就会自由、广阔而光辉地发展起来，像从房间里搬到清新的空气中来的花草一样。他们往往是很胆怯的；看见了勋章和厚的肩章就着了慌，不由自主地要把作品减价贱卖。他们有时也爱打扮打扮，可是打扮起来，总显得不顺眼，倒像是打了个补丁似的。你有时看见他们在漂亮的燕尾服上披一件污迹狼藉的斗篷，在贵重的天鹅绒背心外面罩一件沾满颜料的大礼服。同样地，你有时也会看见在他们没有画完的风景画上画着一个倒立着的仙女，因为一时找不到别的地方，就在从前兴致勃勃地画过的一幅作品的脏污的背景上勾勒了这个形象。

• 这微笑充满着可怜的无耻，在她脸上显得古怪而不相称，正像贪污的人表示虔诚，诗人拿着账本一样。

• 她的娇慵的、疲倦的眼睛里闪动着幸福的光芒；整个房间笼罩着天堂的气氛；这样光亮，这样整洁。老天爷！她把可爱的脑袋偎在他怀里……

• 不错，我是穷，”经过了长久的富有教益的劝诫之后，庇斯卡辽夫终于说，“可是我们可以好好地干；二人同心，黄土变金。再没有比万事都依靠自己更愉快的了。我坐下来画画，你坐在我的旁边，鼓励着我，做点刺绣或者什么别的活，我们就再不缺什么了。”

  “这怎么行！”她带着轻蔑的表情打断了话头，“我又不是洗衣服的或是女裁缝，干吗要做活？”

  天哪！这些话表现出了整个低劣的、卑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充满着空虚与倦怠，那是淫乱的忠实伴侣。

• 要激动这些冷静的姑娘，使她们发笑，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高明的艺术，或者宁可说没有任何一点艺术。说话必须不太聪明，也不太可笑，必须处处不忘记女人所喜欢的琐碎细节。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上面所说的这些先生们的本领是不得不表示钦佩的。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可以叫这些灰暗失色的佳人们发笑，听他们的话。湮没在笑声里的狂喊：“哎呀，别说下去了！真笑死人了！”常常是他们最好的酬报。他们很少混到上流阶级中间去，或者宁可说，从来不去。在那边，他们是被这个社会中叫做贵族的一类人完全压倒的；然而他们却仍旧冒充作有学问有教养的人。他们喜欢谈论文学；称颂布尔加林、普希金和格列奇，带着轻蔑和俏皮的讽刺讲到奥尔洛夫。他们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公开演讲，不管讲的是会计学还是森林学。在戏院里，不管演的什么戏，你总可以碰见他们中间的一个，除非演的是他们洗练的口味受到极度凌辱的什么“傻瓜费拉特卡”之类。他们三天两头上戏院去听戏。他们是戏院老板最欢迎的人。他们特别喜欢戏里精彩的诗句，又喜欢怪声叫好地捧戏子，许多人在官立学校里执教或者给学生补课准备考入官立学校，终于攒了些钱，购置了轻便马车和一对骏马。接着，他们交友的范围扩大了；他们终于娶到了能弹钢琴的商人女儿做老婆，带来十万卢布现款的陪嫁或将近这个数目，还有一大群满脸胡子楂的亲戚。然而，他们至少也得当上上校才行，否则是得不到这光荣的。

• 因为叫德国人自食其言，是比叫官吏忘记张望上司的传达室更要困难的

• 我们这个世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前天我在涅瓦大街上踱着，记起了这两件事故，想道，“命运多么奇怪而令人不可捉摸地耍弄着我们啊！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过我们所愿望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达到过我们的力量仿佛足以胜任的目的？事情总是不如人意的。命运赐给一个人几匹骏马，却偏叫他冷淡地驾着它们奔驰，丝毫不去注意它们那份神美；另外一个人一心一意渴慕着马，却偏叫他只能够步行，千里驹在他身旁走过的时候，只有咂咂舌头的份儿。一个人有一个厨子，烧得一手好菜，可是不幸，他有一张这么小的嘴，两小块肉就吞不下了；而另外一个人有一张像参谋本部的拱门一样大的嘴，但可惜，只配吃马铃薯做的德国饭。命运多么奇怪地耍弄着我们啊！

• 他的衬衣硬胸的领子总是雪白、浆硬的。

• 处于他的境地，他应该先上法纪部去，这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跟警察直接有关，却是因为法纪部办起案子来要比别的衙门快得多；至于向鼻子自称在里面供职的机关的长官去控告，希图弄个水落石出，那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从鼻子的答辩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没有什么神圣的观念，那时他也会撒谎，正像他撒谎说跟柯瓦辽夫没有一面之缘一样。

• “我认为这是非常愉快的事，可是我不能奉陪：我打这儿还得上疯人院去呢……眼下物价可涨得真厉害……我家里有大大小小好几口人，有我的丈母娘，就是我的内人的令堂，还有好几个孩子，大的一个将来倒像是挺有出息的：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可是，我没有富余的钱来教育他。”

  柯瓦辽夫猜出了对方的意思，从桌上抓起一张红票子来，塞在巡长的手里。

• 年轻的恰尔特柯夫是一位有才能的前途远大的画家：他的画笔像瞬息即逝的闪光似的表现出观察力、想象力和尽量接近自然的冲动。“小心啊，老弟，”他的教授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是有才能的；你要是糟蹋了这才能，那才罪过哩。可是你没有耐性。要是有一种东西吸引了你，你被它迷上了，——你就会全神贯注在上面，其他一切你都觉得是废物，在你看来，都不值一文钱，你连看都不屑去看一眼。你得小心，可千万别变成一个时髦画家。就说现在吧，你就已经有点喜欢乱用鲜艳夺目的颜色。你着笔不严谨，有时甚至流于纤巧，线条没有力量；你已经在随波逐流，只知道怎样设法去吸引人的注意——一不留神，你会画出英国式的画来的。你真得小心啊；时髦风气已经开始在把你拉过去；我有时看见你脖子上围着华丽的围巾，头上戴着发亮的帽子……这是很诱人的，人很容易为了金钱去画那些时髦的画和肖像。可是这么一来，才能就会给毁掉，不会得到发展。忍耐着点吧。随便什么工作都得往深里琢磨，得把浮华的念头抛开——让别人去赚钱好了。属于你的东西你总不会丢失。”

• “他一走，父亲就觉得心里平静了一些。仿佛压在他心头的重担也跟着肖像一起卸下了。连他自己也对这些恶念、嫉妒和性格的显著变化惊讶起来。回想过去的种种行为，觉得很难受，不无带些内心的忧伤，说，‘不，这是上帝来惩罚我；我的画理应受到唾骂。那是我存心要毁灭我的同行才画的。魔鬼般的嫉妒推动我的画笔，所以魔鬼般的感情也必然会反映在画上。’他立刻出发去寻找他从前的学生，紧紧地拥抱他，请他宽恕，尽可能要向他补偿自己的过失。他的工作又像先前一样平稳地继续下去；可是，他的脸上常常露出沉思的表情。他祷告得更多，更沉默，不再刻薄地批评别人；连他粗鲁的脾气也好像变得柔和多了。可是，不久一件事情更加厉害地震动了他。他已经许久没有见到那个向他要肖像的朋友了。他正要去拜访他，忽然那人出其不意地自己跑来了。寒暄了几句之后，那人说：‘哦，朋友，怪不得你上回想烧掉那幅肖像。见鬼，那幅肖像是有点古怪……我向来不信三姑六婆的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的确闹了鬼……’

• 总之，甚至当大家都竭力寻找消遣的时候，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不去寻找任何消遣。谁都说不出，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见过他。他抄够了，就躺下睡觉，想着明天的日子，先就打心眼儿里乐开了：不知道老天爷明天又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抄。一个每年挣四百卢布而能乐天知命的人的平稳无事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并且也许一直会过到衰老的暮年，如果不仅仅在九等文官，并且在三等、四等、七等以及一切顾问官，甚至那些既不给任何人顾问也不受任何人顾问的顾问官们的生活道路上，不是铺满着各式各样的患难的话。

•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一股子高兴，一到这儿不知怎么就大大地减少了。他怀着一种不由自主的恐惧走到广场上，仿佛他的心早已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似的。他往后，又往左右瞧了瞧：周围简直是一片茫茫大海。“不，最好还是别瞧。”他想，闭着眼睛一直走去，当他睁开眼睛想知道广场是不是快走完的时候，忽然看见在他面前，几乎就在他鼻子跟前，站着几个满脸胡子的家伙，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也摸不清。他两眼发花，心里怦怦直跳。“这不是我的外套么！”其中一个人抓住他的领子，用打雷似的声音说。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打算呼救，另外一个家伙把一只有他老人家脑袋那么大的拳头往他下巴颏上一顶，找补上一句：“你敢喊！”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感觉到有人从他身上把外套剥掉，用膝盖拐了他一下，他就仰面朝天跌倒在雪地上，此外再也不感觉什么了。过了几分钟，他醒过来，站了起来，可是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觉得旷野里冷得很，外套也没有了，就喊叫起来，可是声音似乎很不愿意达到广场的尽头。他绝望了，但还是不停地喊叫着，越过广场一直向岗亭奔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倚着戟，仿佛好奇地在张望着，想知道是个什么家伙叫喊着远远地向他跑过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到他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嚷着，说他尽顾睡觉，什么事也不管，也不看见拦路抢劫。岗警回答，他没有看见什么，只看见两个人在广场中间把他喊住了，他还以为是他的朋友哩；他叫他不必谩骂，还是明天找巡长去，巡长会找到抢外套的人的。

• 警察局长听取外套被劫这件事的态度很有点古怪。他不注意事情的要点，反而盘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是不是到什么不规矩的地方去了？问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羞愧无地，也没有弄清楚外套一案会不会得到适当的处理，就从那儿走了出来。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办公（这是他生平惟一的一次）。第二天，他满脸苍白，穿着那件变得更加凄惨的古旧的长衫出现了。外套被劫的故事毕竟感动了许多人，虽然还有些官员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也不肯放过机会嘲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大家立刻决定给他募款，可是只募到了很少一点钱，因为官员们即使没有这件事也已经有很多意外的开支，例如认购部长的肖像，响应科长的建议订购一本什么书，这位科长就是作者的朋友，——所以数目是微乎其微的。有一个人被怜悯心打动了，决定至少得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进一善意的忠告，劝他别去找巡长，因为即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称赞，可能设法把外套找到，可是他如果提供不出法律上的证据，证明外套是属于他的，那么外套总还是留在警察局里；他最好去见某一位要人，只要要人跟有关方面公文来往，交涉一下，事情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没有办法，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决定上要人那儿去了。要人究竟担任什么职位，直到现在还尚待查考。得交代一下，某一位要人是最近才成为要人的，在这之前，却是一个不重要的人。然而，即使是他现在的地位，跟其他更加重要的人比较起来，也算不得重要。可是总有这么一些人，别人看来是不重要的人，在他们看来就已经是重要的了。然而，他却竭力用别的许多方法来加强他的重要性，例如：当他来办公的时候，规定下级官员们得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不准任何人直接见他，一切都得经过极严格的手续：十四等文官报告十二等文官，十二等文官报告九等文官，逐级报告上去，必须这样，事情才能达到他面前。在神圣的俄罗斯，一切都这样传染上了模仿的习惯，每个人都喜欢装模作样，扮做上司的样子。甚至据说有一个九等文官，当派他到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当主任的时候，他立刻给自己隔开一个单间，管它叫“主任室”，在门口派了一些穿红领子绣花边的制服的戏院查票员似的人，他们握着房门的把手，给每一个来访的人开门，虽然在这间“主任室”里只能勉强放下一张普通的写字桌。要人的态度和气派是煊赫而威严的，但却是过分张扬的。他的制度的主要基础就是严厉。“严厉，严厉，第三个还是严厉，”他常常这样说，并且说到最后一句话时，总要意味深长地望一下听他说话的对方的脸。

• “可是，大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竭力鼓起他仅有的一点勇气，同时觉得已经浑身汗湿了，“我敢来麻烦您大人，因为秘书们那个……都是些不可靠的人。”

  “什么，什么，什么？”要人说，“您哪儿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哪儿来的这些想法？这些年轻人对长官和上司真是狂妄到了极点！”要人似乎没有注意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已经五十开外了。所以，如果他能称为年轻人，那除非是相对的，就是和七十岁的人比较来说。“您知道这是跟谁在说话？您明白谁站在您的面前？您明白不明白，明白不明白？我问您。”说到这儿，他一顿脚，把嗓门提得这么高，即使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也会害怕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这样晕了过去，浑身发抖，摇摇晃晃，再也站立不稳：要不是看门的赶紧过来扶住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他几乎一动不动地被抬了出去。要人很满意效果甚至还超出意料之外，一想到他的话居然能使人失掉知觉，就更加陶醉起来，他斜眼望了望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对这件事的反应，竟不无高兴地看到他也很不自在，甚至也开始感到了恐惧。

• 十一月八日

  上戏园里去听了戏。演的是俄国傻子费拉特卡的戏。把我的肚子都笑痛了。另外还有一出通俗笑剧，用可笑的诗句讲到朝臣们，尤其是讲到一个十四等文官，措辞肆无忌惮，我奇怪检查官怎么会通过的，至于讲到商人，那就干脆说他们讹诈人民，纵容儿子闯祸，往贵族堆里爬。讲到新闻记者，也编了一首滑稽的讽刺歌：说他们喜欢骂倒一切，作者要求公众支援。作家们现在写的都是一些非常可笑的剧本。我爱到戏园里去。只要袋里还有一文钱，总忍不住不去。可是我们的同僚就有这样的蠢货：压根儿不上戏园，这些乡下佬；除非白送他戏票。有一个女戏子唱得可真棒。我想起了那个人儿……哎呀，下流……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 我不知道再有比掷给狗吃面包搓成的小圆球更坏的习惯了。坐在桌上的一位先生，手里什么脏东西都捏过了，他就用这双手搓面包，把你叫到跟前，把小圆球塞到你的牙齿缝里。却之不恭，你就只能吃下去；厌恶，可是总得吃……

• 见他的鬼，我再也念不下去了……老是侍从官和将军。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霸占去了。你刚找到一点可怜的值钱的东西，满以为伸手就可以得到，——侍从官或者将军立刻就从你手里把它夺走。真是活见鬼！我也想当一下将军，倒不是为了便于求婚。不！我想当将军，为的是要看看这些人怎样在我面前摇头摆尾地讨好，玩出各种各样的繁文缛礼和双关语，然后我要对父女两个说：我向你们啐唾沫。活见鬼。真气人！我把这只愚蠢的狗的信扯了个粉碎。

• 女人爱的是鬼。是的，我不是开玩笑。物理学家写了许多愚蠢的话，说她这样长，那样短，——其实她喜欢的只有鬼。那儿，你瞧，在第一层包厢里，她拿着有柄眼镜。你以为她在看那个戴星章的胖子么？才不呢，她在看站在他背后的鬼。鬼躲在胖子的星章里面。他在那儿向她招手！于是她死乞白赖就要嫁给他。就要嫁给他。这一大批人，他们做官的父亲们，这一大批吹牛拍马、趋炎附势的人，老说自己是爱国分子：其实他们要的就是地租，地租！为了钱，他们甘心出卖父亲、母亲、上帝，这些爱慕虚荣的家伙，出卖基督的人！这一切都是虚荣，虚荣是因为舌头下面有一个小水泡，小水泡里面有一条像针头大小的虫，而这一切，都是一个住在豌豆街的理发师安排的。

• 在商业和灵智的运动中，到处他只看到紧张的追逐新奇的努力与渴望。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占另外一个人的上风，即使一会儿也好。商人把全部资本用来装潢店面，为的是用光辉和华丽招徕顾客。出版业拼命注重插图和印刷上的美观，企图用这些东西来唤起日趋冷淡的注意。长短篇小说都竭力想靠闻所未闻的离奇古怪的情欲以及人类天性的例外的畸形丑态吸引读者。一切似乎都在死不要脸地纠缠着，不管人家要不要，一个劲儿央求着，像夜里在街上拉客人的妓女一样；一切都好像是一群讨厌的乞丐似的，一个抢在另外一个前面，高举着手。就说是科学吧，在他不否认也有优点的令人振奋的演讲中，他现在到处也只看到一种炫耀、吹牛、出风头的愿望；到处都是辉煌的插曲，却没有庄严的、宏伟的整体。到处都可以看到一种企图，想把过去未被注意的事实揭举出来，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整体的谐和来造成巨大的影响，只要自己享受到发明的光荣就行；最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勇敢的自信，却丝毫也看不到承认自己无知的谦虚的自责，——于是他想起了意大利人亚尔斐理的一首诗，他刻毒地责备法国人道：

  无所不为，一无所知，
  无所不知，一无所为。
  轻佻的家伙是法国佬，
  你给他越多，他还你越少。

• 崄巇

  1、指险峻崎岖的山地。
  2、指险峻崎岖的山地。
  3、喻人事艰险或人心险恶。
  4、比喻心地险恶的人。

《现代性与大屠杀》

•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 让奥斯维辛成为可能的那些社会条件没有一个真正消失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消除产生类似于奥斯维辛这种浩劫的可能性和因果律，我们的忧虑是难以平静的；比如L.库佩尔近来还发现：“主权领土国家会以其主权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宣称有权利对在其统治下的民众实施种族灭绝或者有权利参与到种族灭绝的残害之中……而联合国从所有的现实目的考虑，竟对这个权利加以保护。”

• 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

• 几年前，约翰·拉赫斯挑出行为的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即个人的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一个中间人来表现的现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动”）作为现代社会最显著和最基本的一个特征。意图和实际完成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两者之间的空间里充满了大量的细微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中间人”挡住了行动者的目光，让他看不见行为的结果。 结果就是出现了许多没有人去自觉承担的行为。对这些行为是为了他们而做的那些人而言，它们只存在于口头上或者想像当中；他不会承认这些行为是他自己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们。而另一方面，实际做这些行为的人则会把它们看成别人的行为，而他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外来意志的无可指责的工具罢了……

• 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

• 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的成功要部分地归功于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

《烟云 阿根廷蚂蚁》

• 你们可以容忍这丑恶的世界，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将来要摧毁它。

• 我明白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与科尔达工程师之间永远也不会达到相互理解。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天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形状和价值的烟雾，随着秋天来临总不能再解释成气候潮湿所致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体现了民众的贫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却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象征着危险、毁灭和悲剧，仿佛他们置身其中犹如顶天立地的英雄。

• “烟云！”我对克劳迪娅大喊道，“你看见了吗？那就是一片烟云！”

  她根本没有听我说话，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刚才看见在飞的某样东西，那是一群鸟。我继续望着那片烟云。这是我第一次置身于烟云之外看这片烟云。它曾每时每刻笼罩着我，我生活在它之中，它也生活在我的心中。我知道，在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之中，就是烟云令我担忧。

资本家一边制造烟云一边插手媒体描绘着希望，当你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雾霾时、当你为某天「准备物资」手忙脚乱时、当你的朋友仅仅出差了两天却回不去所在城市时……这都是暂时的，问题就在这了，也很严重，但有的地方可能比我们还要严重，我们在解决中，这意味着或许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还有希望。

•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线条明朗和色彩鲜艳的背面究竟是什么呢，我渐渐意识到了，而且我就是它们的背面的一员。也许灯光明亮、一目了然的这一面就是背面，事物真正重要的一面恰恰是处于阴暗之中的那一面。

• 我妻子刚才在庭院里溜达时脸上出现的轻松表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像往常那样，脸拉得老长，对一切都抱着戒心。在新居中过的第一夜不像我盼望的那么美好，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不就是几只蚂蚁嘛！”我还在想着。我记得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其实对我来说，或许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 我们来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边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条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边。妻子说：“这里没有蚂蚁。”我接着她的话说：“而且空气新鲜。在这里待着真舒服。”
  …
  我想着远方的海水，想着海底的无数细小沙粒，以及被潜流带到海底、被波涛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洁白的贝壳。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 海胆、黑面纱、陌生男人，都笼罩着一层令人费解的黑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必然引起我的注意：我把它视为黑夜向我发出的信息。我意识到很久以来我在生活中都尽量减少与黑暗接触，因为医生禁止我黄昏后出门，我接触到的只有白天的世界。但现在我却在白天的、无所不在的、几乎看不到阴影的光亮之中看到了比黑夜更加黑暗的黑暗。

• “每星期三那个香喷喷的姑娘都递给我一张一百克朗的钞票，叫我让她和那个囚犯单独待在一起。到星期四这一百克朗就变成了许多啤酒。探视结束的时候，那个姑娘走出监狱，浑身都是监狱里的臭味。那个囚犯回到牢房里，囚服上沾上了那个姑娘的香气。我呢，满嘴啤酒气味，生活是什么？就是串味儿。”

  “生活是串味儿，你还可以说，死亡也是串味儿。”另一名醉汉插话说。很快我就弄明白了，他的职业是掘墓人。“我要用啤酒的气味压倒我身上的死人气味。酒鬼死了，我埋过许多酒鬼，只有死人气味才能压倒他们身上的啤酒气味。”

• 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出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体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

• 一派是光明大天使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黑暗执政官的虚无主义者们。前者深信应该从全世界泛滥成灾的假书之中寻出少数几本携带着超人类或超地球真理的真书；后者则认为，唯有书中的伪造、篡改、故意欺骗才能代表该书的绝对价值，才能在普遍流行的虚假之上表现出未被玷污的真理。

• 读书是个孤独的行为，她把书当做牡蛎的贝壳，钻在书里就像牡蛎躲在贝壳里一样安全。

• 阿塔圭塔尼亚

• 如果在监狱里还搞不到禁书，那么上什么地方才能搞到禁书呢？—— P248,2

• 不同制度下的书报检查能够统一标准吗？”
  “不是统一标准，而是建立一种相反相成的体系……”
  馆长请你注意墙上挂的地球平面球形图。图上各种颜色表示：
  对所有图书进行系统检查的国家；
  只能发行国家批准出版的图书的国家；
  审查工作粗糙、马虎、随心所欲的国家；
  审查工作由吹毛求疵、心怀鬼胎的知识分子领导，对各种隐喻与暗语检查得十分细致认真的国家；
  有合法与非法两种发行渠道的国家；
  既无图书又无审查制度，但有许多潜在读者的国家；
  图书十分充裕的国家；
  毫无区别地出版各种风格、各种倾向的图书的国家。。 —— P272

• “今天谁也不像靠警察维持统治的国家那样重视文学的作用，”阿尔卡迪安·波尔菲里奇说道，“花在控制和压抑文学方面的巨额资金最能表明这些国家真正重视文学。文学在这些国家里具有巨大的权威，是那些把文学视为无害的消遣并任其自流的国家所无法想像的。当然，压制也要让人喘息，也有闭上一只眼睛的时候，时紧时松，鬼神莫测。如果不这样，如果没有什么可压制的了，那么这种压抑的机器便会生锈、陈旧。说得坦率点：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专制的国家，都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之中，需要不停地证明压迫机关存在的必要性，即证明有需要压迫的东西存在。要写些使当局感到不快的东西这一愿望便是维系这种平衡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因此，根据我们与敌对社会制度的国家达成的秘密协议，我们建立了一个共同组织（您极其明智地同意与这个组织合作），出口这里查禁的书籍，进口那里查禁的书籍。”

  “这就要求，这里查禁的书那里不查禁，而那里查禁的书这里……”

  “这毫无必要。其实这里查禁的书那里更禁止，那里查禁的书这里更禁止。但是，通过向敌对国家出口自己的禁书并进口他们的禁书，每个国家至少可以得到两种好处：一是鼓舞敌对国家的反对派；二是在两国秘密警察之间进行有效的经验交流。” —— P272

• 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马尔堡市郊外，从陡壁悬崖上探出身躯，不怕寒风、不怕眩晕，望着黑沉沉的下面，在线条交织的网中，在线条交叉的网中，在月光照耀的落叶上，在空墓穴的周围……“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他问道，急不可待地欲知下文。

《地下室手记》

• 诸位，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听），为什么我甚至不会变成一只臭虫。我要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们，有许多次我曾经想变成一只臭虫。但是连这也办不到。诸位，我敢向你们起誓，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拥有普普通通的常识就够了，即只需拥有我们不幸的十九世纪的思想发达的人。

• 诸位，我怀疑，你们不胜惋惜地看着我；你们一定会翻来覆去地对我说，一个受过教育和有文化修养的人，总之，一个未来的人，是不可能明知对自己不利而偏要跟自己为难，跟自己作对的，这是数学，是明摆着的事。我完全同意，这的确是数学。但是我要向你们第一百次地重复一个道理，只有一种情况，只有这一种，即一个人可能会故意，会有意识地甚至希望对自己有害，希望自己干蠢事，甚至干最蠢的事，即：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聪明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要知道，这愚蠢无比的事，要知道，这乃是他们自己随心所欲想干的事，诸位，说不定，对于我辈，它还真是世界上最有利的事，特别是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包括在这样的情况下，它非但对我们明显有害，而且公然违背我们的理性关于是否对我们有利的最合理的结论，可是它对我们也可能是最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给我们保留了最主要和最宝贵的东西，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人鼠之间》

• “他是个好人。”斯利姆说，“当好人用不着脑子好。要我说，事情倒经常都是反过来的。随便去找个聪明小子看看，多半不是好人。”

• 一个人，夜里孤零零地坐在这里，在外面，也许看看书，想点什么，满脑子这些东西。有时候，他会一直想，但没办法知道他想的东西什么对，什么不对。也许他明白了什么，可他也不知道那对不对。他没办法转身去问另外一个人，他是不是也想到了那个。他没人说话。他没办法衡量对错。

• Lennie said softly, “I didn't forget, you bet, God damn. Hide in the brush and wait for George.”

  以下是三个翻译：
  杨　蔚译为：莱尼低声说：“我没忘，跟你打赌，真的。藏在灌木丛里，等乔治来。”
  李天奇译为：莱尼轻声说：“我可没忘，跟你打赌，绝对的。藏在树林里，等乔治。”
  陳宗琛译为：藍尼輕聲細語說：「他媽的，就說我不會忘記。躲在矮樹叢裡等喬治。」
  God damn → 真的/绝对的 其实有点违和，这两个词表现出来的语气是不同的，个人更倾向于陈宗琛版

《十三夜》

• 为了压低声音，她紧紧咬住袖子，上面水墨画的竹子转眼变成了哀伤的紫竹。

• 初霜未降，今年的虫子寿命很短，好像不久便要死去。

• 松虫同样如此，名不副实，着实奇怪。既然松虫以万古长青的松树来命名，那么即便不能千岁久长，也不至于短短时间内就死去吧。荻花纷纷飘落之时，也就渐渐听不到松虫的声音了。如此热烈短暂的生命啊，即便短暂，也算没有辜负这个名字吧。我很想知道起名的人是谁。

• 此时的她，宛若空蝉，留给亲人一丝勉强的慰藉，门前细细柳丝，不愿与秋天相逢啊。

• 遭遇浮世孤寂的时候，人心冷漠的时候，来牵着我的手，把头靠在我膝上罢。我俩可以携手共游野山。悲伤的眼泪不想给别人看，但不必躲避我，泉涌也似的泪水，自有我的衣袖为你拭擦。我不会嫌你愚昧，也不会憎恨你的邪恶。如果你为了过去所犯下的罪而独自苦闷，或者更有些什么悔憾不为人知，不妨告诉我，让我来分担你心事罢。所以在你怀恨时、怨怼时、羞辱时、无奈时、失望时、泄气时、想躲避世人时到深山时、杀人了劫了财时、想得到高位相获得高官时、想观花赏月时、等待风盼望晕时、不管是在波涛汹涌的小舟中，山岚呼啸的山阴里，或者是在日光照射不到的谷底，我永远要陪伴在你身边，酷暑太阳照得大地龟裂时，我变成清水来治愈你的渴，严冬天空降雪寒冷的夜晚，我化作皮衣来为你取暖。你不要离开我，我也绝不离开你。不论美丑善恶曲直邪正，对我无所隐匿无所包藏，你只管自在放松，倚着我的手臂，枕着我的膝上安心睡罢。

《叫魂》

• 可是，从总体上来看，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危害又远不及十六、十七世纪席卷欧洲的巫术大恐慌。为什么妖术恐慌在中国带来的危害如此有限？正如同这场恐慌究竟因何发生一样，这是一个颇值得深究的问题。 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就不尽相同。在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以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

• 那个时候，虽然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奏稿”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 在当代，台湾普通人使用“人妖”一词特指男妓。我未能断定，清代人们使用这一词时是否有特别的性方面的含义。

• 神汉长而缠结的头发尤其可贵，则是因为头发的主人在性生活上的长期节制使其头发中积蓄了极大的生育能力。在中国，无疑也可以看到有关头发汲取并储存精神力量的证据。

《东京罪恶》

• 有的时候，山上的动物会反复走相同的路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道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人类开辟的道路——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如果你走上这条道路——野兽之道——就哪里也到不了。人在荒野中迷了路，走上这种道路只会越走越迷糊。有的时候，他们走不出去了，就死在那里。它不是人走的路，是一条危险的岔道。你确定那是一条你要选择的道路吗？它是不会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的。

• 牢记和坚持。人们忘却了的经历会重新回来困扰他们。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日后有可能演变成一篇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不断关注尚未了结的调查工作，了解它的走向，不要让川流不息的新新闻使你淡忘了尚未完结的新闻。

• 不要在报道里加入你的个人见解，让别人替你去做这件事。专家和评论员就是吃这碗饭的。客观性其实是个主观的东西。

《被抹去的一家》

• 朱迪思·L.赫尔曼博士所著《心灵的创伤与恢复》一书中谈到：把一个人奴隶化，就是系统性地施加心理创伤，反复造成心理上的伤痛。其必不可缺的条件，则是受害者的无力化和断绝化。也就是说，不仅要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而且必须断绝一切人际关系。

《捏造》

• 人权派律师思想僵化，坚持简单的二元论，认为孩子是善、教师是恶；学校现场和教育委员会无法拒绝家长的无理要求；媒体把教师当成恶人，即使轻微的体罚也会立刻大肆渲染；精神科医师沉醉于英雄主义，盲目轻信律师的话，想要拯救可怜的受害者；还有化身投诉狂的家长。 最终，他们联合起来把川上捏造成了“史上最恶劣的杀人教师”，这才是真相吧。

《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

• 贝特尔海姆把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写进了尼斯利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的文章中，这个观点是在他 1960 年阅读了《安妮日记》之后首次提出的。那本书记录了一个德国犹太人家庭的生活，他们躲藏在纳粹占领下的阿姆斯特丹。贝特尔海姆觉得他们应该买一把枪，在警察搜查时就开枪射击。这种英雄式的自我牺牲是不切实际的，它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死亡的意愿。

• 沧海桑田，变化万千。历史的长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变得很渺小，也可以把一些很微小的事物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件有很大影响力的事情。亲身经历者终将逝去，再伟大的人和事也终将变成沧海一粟，所有的事情都将离我们远去。博物馆再雄伟，也无法重现真实的情景；纪念物再真实，也无法自己诉说当时的故事。

• 《五个烟囱：奥斯维辛的故事》

• 平民百姓如果承认事实或者提出异议，就会遭受死亡的厄运，而奥斯维辛的囚犯则注定面临死亡。如若他们反抗，不仅他们自己可能逃脱，还可能挽救其他人的生命。当伦吉尔和她的狱友们被送到毒气室的时候，只有她成功逃脱了，其他人甚至试都没有试一下。更有甚者，在伦吉尔第一次试图逃脱的时候，向狱卒报告了伦吉尔的潜逃行为，导致她第一次逃脱失败。伦吉尔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唯有认为他们对冒险行为缺乏勇气，却对逃脱者充满嫉妒。我宁愿相信，多数囚犯只是放弃了求生的渴望，一味地纵容死亡的洪流将自己淹没。结果，这些囚犯就更加认同绞杀他们的纳粹党卫军，而不认可他们的狱友。而其中一些狱友则竭力将性命掌握在自己手中，计划逃离死亡的厄运。

• 捷克营和 C 营的囚犯都已经领受了门格勒博士对抗传染病暴发的手段。幸运的是，分配到这些营房的医生很快就弄清楚了门格勒博士控制传染病的方法。从那时起，他们就小心翼翼，不把营房中有谁得了传染病的消息泄露给党卫军的医疗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尽可能地经常在营房的角落里偷偷藏起生病的囚犯，并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给他们最好的照料，虽然资源很贫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将病人送到营地医院，因为一旦党卫军的医生检查囚犯后发现了接触性传染病的症状，他们就会清算疾病发源地的囚犯，同时也会将旁边营房的囚犯一并清算。党卫军的医疗术语把这种方法叫做“对抗传染病传播的集中战斗”。这种战斗的结果就是接下来会有一卡车或两卡车的骨灰……

《娱乐至死》

•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 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

• 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确实，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自从钟表被发明以来，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

• 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 想想尼克松或吉米·卡特，或比利·格雷厄姆，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你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或一张电视屏幕上的脸（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则是一张照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的不同体现。

•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 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天气预报有时有用；对于投资者来说，关于股票市场的新闻可能有用；或许有关犯罪的报道也会影响我们，特别是如果犯罪行为碰巧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或涉及某个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儿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 就在同时，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我们早已经不会为电视这个机器本身感到惊喜和迷惑。

• 这个表达方式，如果可以这样评价它的话，是为我们的语法增添了一种词类，一种无法连接任何东西的连词，相反，它把一切都分割开来。它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公众话语支离破碎的一种象征。

  呃噢

• 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还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 我们在真正的宗教中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这当中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 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就会记得，林肯的照片没有一张是微笑的，他的妻子很可能是个精神病患者，他本人很长时间也是郁郁寡欢的。对于形象政治来说，他显然是不合适的。

• 我觉得历史学家卡尔·肖斯科的观点非常切中要害，他说，现代人对于历史已经变得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实用价值。换句话说，导致历史消失的是人们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不是他们的固执和无知。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7]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8]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如果记忆不仅仅是怀旧，那么语境就应该成为记忆的基本条件——理论、洞察力、比喻——某种可以组织和明辨事实的东西。但是，图像和瞬间即逝的新闻无法提供给我们语境。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亨利·福特说：“历史是一派胡言。”亨利·福特能这么说，他对印刷术的态度应该算是乐观的。对他的这番高论，电源插头的回答是：“历史根本不存在。”

• 戴维·里斯曼说过，在印刷术的世界里，信息是思想的火药，所以审查者们才需要穿着肃穆的长袍来熄灭点燃的炸药。

• 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简单地说，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 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